中共党史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逐步解放思想，克服“左”、右倾错误思想的干扰，在考订史实、建立学科体系、更新研究方法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果的同时，就诸多问题展开过比较热烈的讨论，形成不少研究热点。本文就一些重要的热点问题讨论情况作些简要介绍。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1966年以前学者对此问题的注意力集中于五四时期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传播马克思主义所作的贡献。80年代，人们发现早在1899年由英美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办的《万国公报》上就出现了被誉为“百工领袖著名者”的马克思的名字；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再次提到马克思；随后，留日中国学生创办的《国民日日报》、《浙江潮》、《政艺通报》等都谈到马克思和社会主义；资产阶级革命派人物朱执信则以《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为题，概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和《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一些要点。又有人提出更早在1898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委托华人胡贻谷翻译的《泰西民法志》（即克卡普著《社会主义史》）中就“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平及其学说”。但此说被认为证据不足。（唐宝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第54-55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新的发现似乎表明，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不应以李大钊为第一人。对此，刘桂生和钱逊考察了列宁确定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自普列汉诺夫起始，而不以在普列汉诺夫以前几十年间就有人零星译介马列著作为起始的理由，提出：按照列宁的标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仍应以“北李南陈”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问题辨析》，载《人民日报》，1983-05-25。）与上述讨论并行的是对于李大钊、陈独秀等何时或是否完成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问题出现不同看法。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不成问题。在其转变时间或标志上大体有三种观点：其一，以1918年7月到1919年初《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等三篇文章为标志；其二，以1919年9月到11月《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发表为标志；其三，以前三篇文章的发表为开始转变标志，以1919年末到1920年初李大钊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观察社会问题发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等文章为完成转变的标志。对于陈独秀是否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最初争议较大。有人说他从来就没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依然是一个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或改良主义者。（沙健孙：《五四后期的陈独秀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载《北京大学学报》，1979（3）。）有人认为他虽没有完成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但不能否认他是一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或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家。（张静如：《论五四时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8（4）。）有人认为他经历了转变，但是个不完全或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人则认为陈独秀的转变虽然比李大钊晚些，转变后仍有不正确的认识，但他毕竟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并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做出重大贡献。后一种观点近年来得到多数人的认同。
    80年代中期以后，有人提出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早期，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人并没有读过许多原著，因此重要的问题是他们在异常丰富的马克思主义中“到底注意了、理解了、选择了些什么？他们是如何选择、如何运用的？这种选择和运用是如何可能的？”答案是由于当时救国现实的迫切需要及中国文化传统中实用理性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李、陈等主要选择了唯物史观，特别是其中的阶级斗争学说。（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145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这种观点伴随“救亡与启蒙”关系的讨论，引发了选择错误还是正确的争论。进入90年代，更多的人认同选择马克思主义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是社会思潮发展的规律使然，是历史的选择或正确的选择这一观点。
    目前有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史的研究还在继续，期望新的成果能够就早期传播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进行更为细致的考察，并对其中涉及的诸如选择的意义、局限、影响等问题做出更深入的分析。
    二、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及其失败原因
    关于领导权，50年代的提法是：革命开始后到1927年前，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后来由于陈独秀投降主义的错误，使无产阶级失去了领导权。这种看法显然忽视了孙中山为领袖的国民党人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80年代以来出现了争论。有人提出：国民革命是在中国革命领导权处于新旧交替转换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资产阶级虽然在五四运动以后已经历史地失去了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但担负革命领导责任的共产党处于幼年时期，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尚不成熟。资产阶级及主要代表这个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在各个方面拥有相当的力量和影响；而革命又是在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的特殊条件下进行的。因而，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并没有完全掌握，而只是部分地掌握了革命领导权。有人提出国民革命的领导权有一个转移过程，因为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不是一成不变的，其中有一个“谁战胜谁”的实力较量过程。共产党在争取领导权的过程中有胜算也有失算，最大的战略失误是没有把军事斗争领导权放在应有的位置上，最终在实力较量中败北。还有人提出在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中，起主要领导作用的是国民党人，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的状况表明她无法取得革命的领导权，两党党内合作形式，决定了中共不可能成为领导者，历史也证明了中共没有成为革命的领导者。也有人仍坚持共产党人自始至终领导革命的观点，理由是：判断革命领导权的主要标准是政治领导；“不能单看人数比例”；党在当时的幼稚不妨碍她领导革命，即使在危急关头和“转为劣势”的情况下，共产党也“没有放弃领导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