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闻天，20年来出版有关著作、资料多种，论文千余篇。在总体评价方面，人们一致确认：张闻天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生在诸多领域做出过突出贡献或提出过独到见解。有人将其贡献和见解总结为十个方面：最早对中国的社会经济性质进行了全面科学的论证，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理论进行了最初归纳，率先提出从国内战争转向抗日战争和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率先阐发抗日战争持久战思想，在根据地经济建设问题上很早提出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预先勾画出新中国的经济成分结构，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全面总结“大跃进”的失误，60年代初为被否定的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拨乱反正，提出“生产关系两重性”的经济科学命题，否定“文化大革命”中流行一时的“政治决定论”。（叶晖南：《二十年来张闻天著作的编辑、研究概况简述》，载《中共党史研究》，2000（3）。）关于张闻天在民主革命时期的表现，学者指出：他在遵义会议上为确立和维护毛泽东对党和军队的领导地位发挥了巨大作用；他最早写文章系统阐述中央北上战略，批评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他在西安事变的惊涛骇浪中头脑冷静，对促成事变和平解决起到重要作用。关于新文化思想，有学者认为，张闻天运用唯物主义观点阐明了中国发生新文化运动的物质动因，论证了新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建立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具体任务，他将“民主性”与“民族”、“大众”、“科学”并提作为新文化的特征有重大意义。关于经济思想，有人认为张闻天不仅在中共党内最早提出要正确对待、利用资本主义，而且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与共性及其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的表现进行分析，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既能在生产力方面，也可以在生产关系方面继承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等具有重大价值的观点。在社会主义建设观方面，学者们指出张闻天1963年所作的《关于生产关系的两重性问题》一文是批判过去“左”的错误理论的武器，也是当今我们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一把钥匙，同正在进行中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存在着深层次的逻辑关系。（张艳华、章慕荣：《近五年来张闻天研究综述》，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00（2）。）
    可以看出，与陈独秀研究不同，对张闻天的研究大多属于陈述评价范畴，有争议的问题还不多见。我们认为，从研究对象的特点考虑，如能对张闻天一生思想演变过程及在此过程中他的知识摄取，所受东西方文化的影响，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理解加以深入探讨，利用比较方法探寻他与同期毛泽东等中共其他领导者的相同相异和相联系之处，以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价值尺度对其进行更为恰如其分的评价，将会使研究走向深入。
    七、毛泽东晚年思想中是否具有民粹主义色彩
    1967年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以李大钊为例提出民粹主义思想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问题，80年代他进一步分析了毛泽东思想中的“民粹主义”表现。他的观点传到国内后引起不同反响，党史学界多数著名学者表示反对。1998年以来胡绳发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前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再评价》（分别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6）、1999（3）。）、《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再认识》（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3）。）等文，其中涉及毛泽东思想与民粹主义问题。他认为，50年代毛泽东在农业生产力没有显著提高，国家工业化正在发端的时候，认为从人民公社就能进入共产主义，这种思想实质上属于民粹主义范畴，和马克思主义距离很远，说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染上过民粹主义色彩”。这在实践中导致人为地促成社会主义改造的飞速完成和迅速人民公社化，从而丧失了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成果来创造进入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的可能。应当借助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理解“初级阶段”理论，既防止“走向资本主义社会”，也要防止民粹主义偏向。胡绳的观点遭到沙健孙的反对。沙健孙提出如果认为毛泽东具有民粹主义倾向，那就意味着毛泽东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他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已，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带有全局性的问题”；胡绳的观点有悖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在事实上站不住脚，还可能在政治思想上引起混乱。他认为，胡绳提出的“实际上是关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一定的条件下能不能搞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他引用邓小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论述对此作了肯定回答，并指出毛泽东虽然肯定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在国家工业化任务实现之前建立，但从来没有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建立在小生产的基础之上，而是将制度革命与由手工业到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并举的。胡绳的失误在于把发展资本主义与实现工业化两件事情无条件地等同起来，忘记了工业化也可以通过社会主义道路来实现，而在中国必须先确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实现工业化，否认这一点便陷入庸俗生产力论。他还认为：对比民粹主义思想的特征，毛泽东“从来没有否认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而是认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既是不可避免的，又是不能不受到限制的，而归根到底是要加以改造的；他从来没有把农民看作是天然的社会主义者，而是强调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必须由最先进的无产阶级领导……从来没有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可以建立在小生产的基础之上，而是认为归根到底要以社会化大生产作为自己的物质技术基础”；相反，毛泽东多次强调要划清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所以“民粹主义的帽子是根本扣不到毛泽东头上来的”。他还针对胡绳以毛泽东“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的话印证自己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说“一张白纸”的原意在于论证我国的工农业生产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像的那样长的时间。这种看法也是有根据的，把它说成是民粹主义是一种误解。（《一个至关重要的全局性问题》，载《真理的追求》，1999（4）；《马克思主义，还是庸俗生产力论？--评胡绳教授对毛主席的批判》，载《中流》，1999（12）。）以上争论引起党史学界的普遍关注与参与。赞成沙健孙观点的人进一步指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中某些具体论断不能完全套用到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引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与民粹主义崇尚个体小生产，轻视社会大生产的观点风马牛不相及；（章德峰、彭建莆：《不能强化〈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某些具体论断--与胡绳同志商榷》，载《中共党史研究》，2000（3）。）“所谓民粹主义的责难，无非是说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不高，社会主义改造搞早了。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不是什么反对‘民粹主义’，而是反对庸俗生产力论”。（黄如桐：《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就岂容否定？》，载《中流》，19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