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对“一边倒”外交方针的评价
    1990年翻译出版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一边倒：毛泽东与斯大林”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外关系章的一节，其中谈到毛泽东1949年上半年即在公开阐明“一边倒”方针的前几个月，中共曾经谋求与美国和解，分析了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的微妙矛盾及中共做出“一边倒”决策的原因，并说这一政策并未使中国从苏联得到期望中的大量援助。此后不久国内开始探讨这个问题，迄今发表的有关文章已达数十篇。
    与国外学者观点不同，国内学者大多肯定“一边倒”方针是美国扶蒋反共政策、东西方冷战格局、新中国对国际承认和援助的期待诸种历史条件下不可避免的产物。如有文章指出：当时“美国出于在欧亚两大洲实行冷战政策的需要，还不可能放弃对国民党政权的支持，苏联在南斯拉夫事件之后也决不会允许再出一个‘南斯拉夫’。新中国的领导人如果尝试走‘中间道路’，将冒极大的政治风险，而结果很可能是两头落空”。（章百家：《从“一边倒”到“全方位”--对五十年来中国外交格局演进的思考》，载《中共党史研究》，2000（1）。）国内学者还多认为，“一边倒”政策是正确的和成功的，至少就短期而言，它“有利于新生政权的巩固”；由于建立和巩固了与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了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使中国获得了苏联等人民民主国家的支持及大力援助。同时，国内学者也承认这一方针有其局限性：就长期发展而言，它虽然起过一定积极作用，但并不符合中国长远利益的需要，造成了外交战略上的不平衡，不利于中国开展同世界各国的普遍交往；对中国的自主性产生某种制约，导致高度集中统一的苏联型体制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拉长了独立开创适合中国国情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时间；使中国受到来自苏联的控制和压力，使中国人民受到感情上的伤害；恶化了中美关系，美国的孤立中国政策影响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建交，并使中国解放台湾的大业受阻，等等。但是也有人认为：“一边倒”不单单由于意识形态，还基于中华民族最高利益的需要，中国在制定这一政策时“并未完全排除与美国建立某种关系的打算”，不是“一边倒”造成中美对抗，“而是美国敌视新中国导致了中苏结盟和中共的‘一边倒’”；中国在实行“一边倒”方针过程并没有向西方关上建交的大门。总之，“一边倒”是以独立自主原则为“立足点和核心”，是与独立自主原则相统一的。（薛钰：《论“一边倒”政策与独立自主原则之统一》，载《中共党史研究》，1994（5）。）此外，一些学者还提出“一边倒”方针不仅是一个外交方针，它首先是建国“政治方针”，“其本质不是指倒向苏联，而是讲在中国要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它的外交意义“是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对我封锁的一种策略”，它没有导致中国在世界上的孤立，而是为打破封锁进行的积极有效的努力。（蒋建农：《关于新中国外交方针的几个问题》，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2）。）
    就历史而言，任何事件的发生总有相联系的多种原因，但决策是人或集团的主观行为，有其历史必然性也有其偶然即选择性。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谈“一边倒”，评价其得失显然更有意义。评价的标准自然主要是看这个政策所带来的结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中国。在这一点上，既要如有人已经做的那样，不仅作短时期的观察也作长时期的观察，不只从对外交往而且把它与外交、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联系起来观察；还可以考虑更为灵活的方针和主动的努力可否赢得一种更为有利的局面？至于“一边倒”到底是一种外交方针，还是一种策略，或者是一种政治方针？它的结束标志是50年代中期“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还是50年代末期中苏关系破裂等问题还有待更为明确有力的论证。
    六、对张闻天、陈独秀的评价
    近二十年来，中共党史人物研究取得丰硕成果，除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先驱者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邓小平等当代已故的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也纷纷成为研究热点。这里仅谈谈有关陈独秀和张闻天的研究。
    关于陈独秀，80年代以来相继出版了唐宝林、林茂生编《陈独秀年谱》，任建树、唐宝林著《陈独秀传》、任建树著《陈独秀大传》、魏知信著《陈独秀思想研究》、王学勤著《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郭成棠著《陈独秀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等有影响的专著和资料集十余种，发表的专题论文仅90年代以来就有300余篇。这些论著愈来愈明显地表现出以尊重历史的态度实事求是、公正客观地评价陈独秀的倾向。从廖盖隆指出陈独秀一生“历史功绩是主要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应当……确认他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廖盖隆：《陈独秀的评价问题》，载王学勤《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第27页，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到陈铁健认为“陈独秀是开一代风气的文化宗师”，“在引导中国走出中世纪，进入近代社会”方面有着巨大功绩，以及任建树所说以陈独秀为首发动的新文化运动与创立中国共产党这两件事的伟大历史意义“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反映了这一倾向。与此倾向相适应，涉及陈独秀诸多问题的研究和评价也愈来愈平实。如“二次革命论”思想，针对最初多从批判角度立论的情况，近年出现了三种新观点：一是认为陈独秀强调民主革命完成后还有一个很长的发展多种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时期，后来中国历史走过的弯路证明了他的说法“是有预见性的”；二是认为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与马克思恩格斯的“不断革命论”是一致的，与毛泽东“两步走”理论也“说不出有什么原则性的分歧”；三是认为通常所说成为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标志的两篇文章，即《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者实际上是写给国民党人的，目的在于帮助孙中山说服反对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人，后者是写给共产党人的，其分析合乎事实，没有错，所以陈独秀并不存在“二次革命论”的观点。（姚金果：《“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载《中共党史研究》，2000（2）。）此外，学者还就陈独秀在中共建党时期的作用、与托派的关系、晚年的政治民主思想、教育思想、军事思想、历史观、宗教观、文化观，以及个性品质等方面，提出若干新的看法。这些新观点有的还可以继续研究，如到底怎样看陈独秀在国民革命后期右倾错误的性质、起因、造成影响的程度？怎样看待他离开共产党以后的政治思想倾向等等。有些问题可以展开讨论，如怎样估计陈独秀对20世纪中国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乃至学术和社会发展的影响等等。可以确认，现有的趋势将推动研究工作迅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