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反帝御侮的壮歌
    伴随着八国联军的隆隆枪炮声，近代中国迈入了血泪斑驳的二十世纪初叶。在抗击八国联军的战争中，中国人民前仆后继，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谱写了一曲反帝御侮的壮歌。
    第一，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民反抗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先锋。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此起彼伏，从未停息，至1900年爆发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将反帝斗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义和团的兴起，是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侵略加深、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产物，它理所当然地将斗争矛头集中指向了帝国主义。
    义和团的主要目标是“灭洋”，诸多的揭帖、告白、檄文、坛谕、咒语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例如天津的土地尊乩语：“一片苦海望无津，小神忙乱走风尘，八千十万神兵起，扫灭洋人世界新”；警告《国闻报》揭帖：“只因四十余年内，中国到处有洋人。三月之中都杀尽，中原不许有洋人。其余驱逐回国去，免来中华逞奇能”。又如北京的刘伯温碑文：“最恨和约，一误至今，割地赔款，害国殃民。上行下效兮，奸鬼道伸。红灯照夜兮，民不迷津；义和明教兮，不约同心。金鼠漂洋孽，时逢本命年；待当重九日，剪草自除根。”义和团的宣传尽管存在浓重的神秘主义色彩和盲目排外情绪，但其立场鲜明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反侵略、反瓜分的正义要求。就反帝爱国而言，义和团与当时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相比，显然更加坚定彻底。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生产落后、文化落后、缺乏先进思想指导的农民阶级拿起原始的武器，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充当了反帝的先锋。
    义和团的反帝主张，符合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得到了包括部分爱国清军官兵在内的人民群众的最有力支持。义和团于1900年4、5月间开始进入京、津，中国旧式的农民战争第一次不是以战斗夺取城池的方式，深入封建统治的中枢地区。此后的短短几个月内，义和团反帝怒潮席卷全国，北自黑龙江，南至两广，人民群众高举“除教灭洋”的旗帜，杀洋人，焚洋楼，仅山西一地便捣毁教堂近百处。如火如荼的斗争形势引起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极大恐惧，他们联合起来，做好了绞杀中国革命的准备。
    第二，在反抗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义和团及爱国清军浴血奋战，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者。
    1900年6月10日，为数两千人的西摩联军由天津北犯启衅， 立即遭到义和团的坚决抗击。著名的廊坊阻击战，逼使西摩残部狼狈逃回天津租界。这次战斗使西摩本人心惊肉跳：“义和团所用设为西式枪炮，则所率联军必全体覆没。”6月17日，大沽失陷后， 八国联军的后续部队络绎开来，至6月底，登陆联军已达两万人。与此同时， 天津附近各县的义和团纷纷聚集，6月28日， 张德成率领静海县独流镇号称“天下第一团”的五千人有组织地进入天津，天津义和团增至数万人，前后持续一月之久的天津保卫战开始白热化。在围攻老龙头火车站、紫竹林租界等战斗中，义和团“以刀矛之迟钝，当枪炮之快利”，顽强抗敌，表现出了高度的爱国热情和对敌人的强烈憎恨，令联军胆寒。7月13日， 联军发动大举进攻，数十门大炮齐发，天津全城陷于火海之中，在敌我实力极为悬殊的情况下，义和团和天津人民仍鏖战一昼夜，歼敌八百余人。14日，天津南门被日军轰破，津城失守，但义和团继续在周围地区坚持斗争，阻止了联军进犯北京的军事行动，反又在北仓等地构阵，不时截杀联军，迫使敌人为每一步前进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6月21日清政府向各国“宣战”后，逾十万团民涌入北京， 义和团实际上控制了京城。北京的义和团虽受朝廷蒙蔽，又因发展过快导致成分严重不纯，但总体自律甚严。这些封建士大夫眼中的“乡愚务农之人”，“自备资斧，所食不过小米饭玉米面而已。既不图名，又不图利，奋不顾身，置性命于战场，不约而同，万众一心”，在围攻北堂和东交民巷使馆的战斗里，承担了主要任务。即便是8月14日北京城破、 慈禧等准备仓皇出逃时，义和团仍顽强抵抗，在城内相机歼敌。退回京郊后，义和团在怀柔、西山、良乡、延庆等地继续战斗。应该说，义和团勇于牺牲的英雄行为，早已不再是依赖迷信的支撑，而源于热爱祖国、不甘受辱的朴素情感。
    外敌入侵，清朝统治阶级出现分化，部分清军官兵包括许多高级将领积极投入了战斗，他们或参加义和团，或与义和团配合作战，或单独御敌，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战绩。廊坊阻击战中，董福祥的甘军歼敌打援，与义和团并肩奋战；大沽炮台保卫战中，守将罗荣光坚贞不屈，奋起应战，击毙日海军大佐等敌军多名；尤其值得称道的是直隶提督聂士成所部在天津保卫战中，进攻勇猛，作战得力，“西人谓自与中国交战以来，从未遇此勇悍之兵”，聂士成本人“每战必身先士卒”，最终于八里台“身中数炮，腹裂肠出而死”。此外，副都统凤翔、统领崇玉等人亦战死沙场，黑龙江将军寿山、帮办武卫军事务大臣李秉衡、直隶总督裕禄则自杀殉难。清军与义和团之间如此联合抗击外敌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