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义和团运动的局限性。
    义和团运动的局限性是其失败的原因之一。对此，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客观的分析。主要表现有四：第一，组织散漫，缺乏核心。瞿秋白曾在著述中提到：“最主要的是义和团运动里，没有一个先进的有组织有力量的阶级做主干”；其中“游民阶级，失业的劳动阶级，因为自己经济地位及生活条件的缘故，不能有明确的政治意识和阶级觉悟”，“他们这种运动，没有阶级斗争的理论指导，亦没有真正团结的实行力量”。第二，对反封建没有正确的认识，革命任务不明确。瞿秋白分析道：“‘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心目中只有一个中国国家民族的需要’，竟认满清贵族是这所谓‘国家’、‘民族’的代表；这种运动即便胜利了，也不过为治者阶级巩固地位，更加要压迫平民。”第三，在“排外”活动中的方法过于偏激盲目。他们“见洋人即杀，见洋人房屋教堂即烧，而且铁路、电线、电话都一律毁坏，凡信基督教谓之二毛子（洋人为毛子），与洋人一样待遇，一样屠杀”；原因在于他们“并不知什么是帝国主义”，而“压迫中国人的，并不是一切外国人，而是外国的资本家，打倒帝国主义是打倒外国资本家，而不是打倒一切外国人”。第四，其固有的落后性，如宗教迷信、缺乏知识等。义和团讲拳术讲符咒，崇拜多种神，因为“没有近代的知识与方法”，他们“不仅只能运用已有的腕力石器弓箭等去抵挡大炮与机关枪，而且只能运用半开化的或野蛮时代神秘的宗教势力去团结他们并鼓舞他们的勇气”，比如自称“神拳练得好，枪炮打不入”，结果“八国联军进攻的时候，义和团被打死的不知多少”。
    其四，义和团运动的地位及历史功绩。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义和团运动的地位及历史功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陈独秀说：“我读八十年来中国的外交史、商业史，我终于不能否认义和团事件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上悲壮的序幕。”恽代英指出：“中国农民群众反抗外国帝国主义的起事，第一是鸦片战争中，广东的平英团及各乡团，第二是一九零零年蔓延北方各省的义和团。二者都是对于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直接的与间接的）不堪忍受的反射运动。而后者在中国民族革命上比较的更为严重更为悲壮。”
    关于其历史功绩，第一，义和团不屈不挠、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激励着中国人民将未竟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反抗斗争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许多团民在斗争中惨遭杀害，即使处于最后清政府与列强的联合镇压之下，义和团残部还在“扫清灭洋”的新旗帜下坚持斗争数年之久。“他们这种反抗的精神是非常之可敬的”，这种反抗精神在中国后来的革命斗争中得到了进一步发扬，瞿秋白曾将20多年后“五卅运动”称作“义和团的反抗侵略运动的继续”。第二，义和团运动的反帝旗帜一直没有倒下，而且与反封建任务结合起来，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内容。陈独秀指出义和团运动是属于全中国全民族的反抗斗争，针对当时有的人称之为“少数人之罪恶”，尖锐地说道：“情形如果是这样，还幸亏有野蛮的义和团少数人，保全了中国民族史上一部分荣誉！”正因为义和团举起了反帝的旗帜，反帝的意义才进一步得以凸现，也正因为义和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反封建的重要性才进一步被人们所认识。
    评清军在抗击八国联军中的作用
    甲午战争之后到八国联军侵华前，清军近代化成效显著，其战斗力已远在甲午年间的清军之上。以驻扎在京畿一带的武卫军为例，其总兵力已达6万人，武器装备优于其它各军， 装备的枪炮的性能与联军相差不远，只是使用有烟火药，杀伤力较差，但不构成代差，并编有步兵、炮兵、骑兵、工兵等兵种，初具合成军队规模。再加上已整顿过的练军、淮军，清军在直隶、京津地区的总兵力有11.3万人。而八国联军由日、英、俄、法、德、美、意、奥等八国拼凑而成，最多时兵力也只有12.8万余人，实际参战兵力约三四万人。装备的步枪口径在六毫米至八毫米之间，机枪主要有马克沁、哈齐开斯、勃朗宁等，射程均为2，000米左右，使用无烟火药。另有中小型野战炮和攻城炮276门。 这些是当时世界上比较精良的装备。但是，它存在着各国军队到达时间不一致、参战兵力有限、建制混杂、内部矛盾重重、水土不服等许多难以克服的致命弱点。
    从上述可以看出，清军的实力足以与联军相抗衡，它在抗击八国联军中发挥较大的作用是完全可能的，甚至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可是事实却并非如此。
    清军与联军交锋并始于阻击西摩尔北犯之战。1900年6月18 日上午11时，董福祥部甘军3，000余人和2，000多名义和团团民，向尚留于廊坊的侵略军两列火车发起进攻，战至下午1时，共毙伤敌50余人。 联军被迫从杨村向天津撤退，沿途又不断受到聂士成部的袭击。6月21 日14时半，联军在北仓、穆庄与聂士成部激战。聂士成亲自指挥作战，联军受创甚重，白天不敢行军，夜间拚命狂逃。后由于西沽武库的守军疏于防范，联军得以攻占西沽并在2，000余援军的接应下退入天津租界。此战，共击毙侵略军62人，给侵略军以沉重打击。如果不是慈禧太后以战求和的政策，在关键时刻，即6月20 日令董福祥率部回京围攻使馆区，从而丧失了与聂士成部南北夹击的有利战机，那么，清军在义和团的配合下，很有可能将西摩尔率领的联军全歼。
    在大沽口战役中，由于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并没有真正抗击列强军事侵略的意图，在兵力部署上采取重北京而轻津沽的方针，致使分守大沽炮台、火车站、海关等地的3，000清军内不能相互策应，外无援军，再加上战备不及时和守备战术不合时宜等原因，清军被900多人和10 艘舰艇组成的联军水陆夹攻，各个击破。此役，天津总兵罗荣光严辞拒绝侵略者限令中国守军交出炮台的最后通牒，与侵略军激战6小时， 使联军付出死58人，伤197人，并有4艘战舰负伤的代价，才得以进占大沽，充分表现了中国军队不畏强暴、勇于战斗的英雄气概，给联军以相当程度的打击。6月21日，慈禧太后接到大沽失陷的奏报， 遂于当日正式发布宣战上谕，此宣战实际上是对帝国主义列强“不宣而战”的一种“万不得已”的应战。它虽然在客观上表达和体现了中国人民反抗八国联军侵略的要求，但却始终受着妥协投降路线的制约，也制约着清军作用的发挥。在进攻目标上，以大使馆为主，分散了兵力，也为已经发动侵华战争的帝国主义提供了进一步扩大侵略的借口，对以义和团为主体的中国军民的反帝爱国运动起了极大的破坏作用。
    大沽失陷后，列强向天津进犯。天津军民反侵略战争的序幕是从曹福田率义和团民袭击老龙头车站及租界内联军开始的。最初的18日至22日，从兵力对比看，天津一带的清军至少比紫竹林租界内的联军多四至五倍，再加上义和团的数万人，优势非常明显。如果清军与义和团密切配合，实行分割包围的战术，有可能将租界的联军全歼。但由于清军天津地区的最高指挥官裕禄根本没有决心真正地同联军作战，缺乏统一的作战计划，仅限于炮击和袭扰，丧失了有利战机。至6月22日， 清军增加了聂士成等部共1万余人，联军已增至7，000余人。6月22日至29日，围攻租界的清军约1.6万人，义和团3万余人。可是，清军缺乏积极进攻精神，只是向租界开炮遥击，故联军损失不大。又由于清军没有切断天津至大沽间的交通线，致使联军能不断得到兵力和粮弹的补充，并攻占了天津城江面的清军主要军火补给点，改善了联军的防御态势。
    至6月底，在津清军已增至2.4万人，义和团增至5万人。此时， 在大沽登陆的联军约有1.4万人，已抵天津租界者约8，000至1万人。7月5日，裕禄、聂士成、马玉昆等与义和团商议，决定对租界内的联军实施“三面进攻之计”的战法。进攻开始后，清军一度予敌以重创，战斗异常激烈。八里台战斗中，聂士成身先士卒，浴血奋战，重伤7处， 最后以身殉国。此次进攻使联军进一步陷入进退两难、疲惫不堪的境地。但是，腐败的清政府不但不激励军民继续奋勇杀敌，扩大战果，反而急于推行以战求和政策。7月10日， 朝廷派不主张对外作战的宋庆来津督战。他不是认真布置对联军作战，而是调转枪口去镇压义和团，大大削弱了抗击联军的力量。加上联军的大沽援军不断到达，联军由防御转入进攻，天津保卫战形势急转直下。在联军进攻面前，宋庆、 马玉昆等部2万余人临阵脱逃，天津前线最高指挥官裕禄也于城破前逃往杨村。此役中，天津清军参与抗击八国联军是由大沽的被侵占和联军进犯武备学堂直接引起的，天津驻军的参战，不仅大大加强了天津义和团反帝斗争的力量，而且还将天津义和团分散的仇教斗争吸引到抗击八国联军的入侵上，把天津的反帝斗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对于联军进攻北京也起了一定的迟滞作用。
    天津失陷后，清廷立即着手布置津京间的防御，到7月底， 北京城内已有驻军六七万人，总计京津间兵力不下10万，又有义和团7 万余人，整个防御体系已初步建立。但清政府一直存在战和不定、以战图存的思想。起初“力遏寇氛”，硬着头皮御敌卫京、以战求和，而清军在战术上采取了分兵守点的单纯防御，也给联军造成可乘之机，致使北仓战役失利。北仓失守后，清政府乞和停战的态度强化了，慈禧太后竟命令原来就无抵御八国联军信心的四川提督宋庆“先商议停战”。宋庆毫无顾忌地按照西太后的求和旨意为自己准备退路，一些将领也贪生怕死，率余部步步后撤。李秉衡则兵败自杀殉难。在8月5日到12日8天之内， 不足2万人的联军竟连克数万清军防守的北仓、杨村、河西务、 通州等战略要地，北京已门户大开，无险可守。
    通州失守后，此时齐集北京的清军尚有七八万人，而联军进攻的总兵力才1.5万余人。如果四五倍于敌的清军上下同心协力，调整部署， 采用灵活的战术打击来犯之敌，在北京城内外与联军决战，则败局的挽回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但此时，全部城防由荣禄负责，并与徐桐、崇绮、奕劻、载漪等共商重大事宜，实际上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指挥，且没有在联军进攻方向的正面和两侧集结必要兵力，阻击和侧击敌人，而是将七八万兵力密集于城区，使联军得以长驱直入，迅速兵临城下。清军虽然装备了不少近代枪炮，但其战法陈旧，不适应近代的城市防御需要，尽管部分爱国清军和义和团英勇战斗，但无法阻挡联军的进攻。8 月17日，联军占领北京全城。此役，又是清政府的投降路线葬送了一场本来完全可能取胜的，至少使联军付出巨大代价的阻击战。北京的失守，清政府和它的清军要负主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