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中国人民反抗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取得了伟大的历史功绩。
    其一，粉碎了帝国主义的瓜分迷梦。众所周知，19世纪末，中国面临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危险。而中国人民反抗八国联军侵华的战争，特别是义和团这场自发的群众斗争，震撼了全世界，它显示了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坚强实力与决心，这是帝国主义所无法征服的。联军统帅瓦德西向德皇威廉二世报告说：“皇上诚然常有瓜分中国的思想”，可是，“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于此次‘拳民运动’中见之”，“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统治此天下生灵的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同样认识到，中国“地土广阔，民气坚劲”，瓜分并非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于是自20世纪初，各帝国主义转而采取“保全”中国的侵略政策。
    其二，削弱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这场战争中，清王朝的内外交困暴露无遗，它虽因种种原因对外“宣战”，却色厉内荏，应敌无术；它在风起云涌的义和团群众斗争面前，无力控制，不得不承认其“合法”；它政令不畅，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重臣在朝廷宣战时另行其是，公然实施“东南互保”。两宫回銮后，清政府的力量日益低下，只得宣布“新政”，用改良来迷惑百姓，寻求与资产阶级的妥协，以期统治地位维持不坠。并且，清王朝为求和叛卖义和团，最后撕破一切伪装，赤裸裸地投降卖国，加深了全国人民对其反动面目的认识，相当一部分资产阶级爱国知识分子开始转向革命。正如孙中山所言：“回顾中国之人，已觉与前有别矣。当初次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前后相较，差若天渊”。此后，民主革命潮流勃兴，短短十载，清王朝即告寿终正寝。
    中国人民反抗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推动了近代中国历史车轮的前进。面对帝国主义肆意践踏的铁蹄，华夏儿女以生命与鲜血严正宣告：中国人民不可侮！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
    义和团运动曾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产生过重要影响。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义和团运动的论述和评价，旨在总结其经验教训，指导中国的革命运动。
    其一，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
    陈独秀在《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一文中分析指出，义和团运动的反帝斗争是中国人发泄“鸦片战争以来全中国所受外国军队、外交官、教士之欺压的血腥与怨气！”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等对此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国家主权沦丧，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境地。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许多土地被列强占为己有，重要城市沦为“租界”、“商埠”，不仅如此，“那时外人还盛倡瓜分中国的论调，争着夺取中国各种权利，更加使中国人害怕而亟思反抗。”第二，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一步步加深，使中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民族生存的基本条件已受到巨大威胁。瞿秋白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外货的输入、原料的吸收，使中国旧时的经济逐渐破坏，手工业及农民经济破产，其结果游民一天一天的多起来，这些破产的农民，迫于经济上的困苦，本能的发生反抗帝国主义者的思想。”第三，帝国主义推行的文化侵略，在为其罪恶的掠夺行径遮羞的同时，企图进一步愚弄中国人民，扫清瓜分道路上的障碍。蔡和森指出：“帝国主义送来的外国商品，鸦片烟，传教士，不仅使农人手工业者不停的破产与失业，而且使他们不停的吃洋官司，懊洋气，洋教的势力横行乡里，莫可谁何。这时候，自方镇总督以至地方官，自李鸿章袁世凯以至二毛子三毛子，莫不渐渐成为孝顺洋人的机械”。洋教的横行不仅是文化领域的问题，还反映了洋人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特权。
    义和团运动后，曾有人说，义和团运动是少数无知愚民做的事，列强不应将此责任和罪名归到全中国人身上。对此，瞿秋白驳斥道：这种论调“完全是受帝国主义宣传的一般士大夫阶级的谬论”，“列强那时的侵略中国，完全因为他们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们国内资产阶级的野心，不得不然；即使没有义和团，他们也会想出种种别的方式来进攻，来取得他们在辛丑条约上所得的特权。”陈独秀也强调“列强侵略中国，是对于全民族的，不是对于少数人的；剧烈的列强侵略，激起了剧烈的义和团反抗，这种反抗也是代表全民族的意识与利益，决不是出于少数人之偶然的举动。”
    其二，义和团运动的性质。
    因义和团的口号带有笼统的“排外”倾向，使其反帝性质一度得不到确认。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充分肯定了其反帝爱国的性质。
    毛泽东将义和团运动作为百年来一场重要的革命运动，指出其“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陈独秀对“野蛮的排外”和“少数人之罪恶”论调进行反驳，指出“义和团诚然不免顽旧迷信而且野蛮；然而全世界（中国当然也在其内）都还在顽旧迷信野蛮的状态中，何能独责义和团”，义和团“含有民族反抗运动意义”。瞿秋白对义和团运动的反帝性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客观上这是中国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失业的劳动民众，反抗外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同时，当然就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他们这种反抗的精神是非常之可敬的。况且，他们的反抗又是帝国主义者高压的侵略政策所必然要逼迫出来的。”蔡和森则对其反帝性质作了充分肯定：“自从外国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来，中国的革命已经不是单纯对付某一朝代某一军阀的内政问题，而是对付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野蛮酷烈的侵略问题，而某一时代某一军阀不过为这问题中之一部分。在这一点上，义和团运动是最足以代表中国革命之客观的需要与性质的；也只有由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义和团的精神与价值。”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是早期的资产阶级代言人所达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