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国古史的氏族时代之发展变化
        中国古史上时间漫长的氏族时代，可以大体上分为四个发展阶段。今试对这四个阶段进行简明论析，以求说明各个阶段的发展概况。
        第一阶段：从远古至五帝时期
        这是氏族出现和初步发展的时期。氏族的出现在目前大概可以追溯到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人（注：山顶洞人的时代，过去一般认为距今18000年，近年，专家测定距今27000年左右，时代最早的下窨底部则距今34000年。这与当时的气候及在山顶洞所发现的动物化石情况相符合。）。山顶洞文化遗址发现了其宽广的居住遗址和公共墓地，其文化遗物有许多并非山顶洞地区所有，远者可有200公里的距离，这样大的活动范围应当是氏族活动的结果。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氏族活动的范围明显扩大，从相关的考古资料看，已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反映了各氏族的联系正在加强。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阶段，地域广大的文化区域已经形成，从当时分布甚广的城市遗址看，部落联盟已经有了不小的规模。这些都与古代典籍关于“五帝”的记载相吻合。据《尚书·尧典》、《大戴礼记·五帝德》、《史记·五帝本纪》等的记载，在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时代已经形成了一个以黄帝族为核心的社会权力中心。春秋时人还能够历数五帝时期属于黄帝族的高阳氏、高辛氏的组成情况，《左传》文公十八年谓：
        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苍舒、隤敳、梼戭、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天下之民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冬、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肃、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谓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济其美，不陨其名。
        除了作为主体的黄帝族以外，还有与黄帝族敌对的“四凶族”--“浑敦、穷奇、梼杌、饕餮”，他们在斗争中失败，被“投诸四裔”（注：《左传·文公十八年》。），驱逐到边远地区。
        第二阶段：夏商时期
        这是氏族广泛发展的阶段。氏族继续作为社会上的基本生产单位而不断壮大规模和增加数量。甲骨卜辞里面有不少关于商代氏族的记载，可以说离开氏族就无从探讨商代的社会组织和社会面貌。早在50年代初期，徐中舒先生就曾经指出：“殷代的社会基础组织是彻头彻尾的氏族组织，……殷代帝王也不过是当时的一个大部落的酋长。”（注：《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812页，甲骨卜辞的研究证明了这个说法是合乎历史实际的。）周初分封时，曾以“殷民七族”封赏鲁公（注：《左传·定公四年》。）。表明这七族都是商王朝的主要劳动力。关于夏商时代氏族的基本情况，司马迁曾经进行过综述。《史记·夏本纪》：“禹为属长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史记·殷本纪》：“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对于夏、商王朝情况的概述如出一辙，可见在太史公的眼里，夏商王朝确是十分类似的，其最主要的类似之处在于夏、商王朝都拥有大量的氏族，那时还丝毫见不到编户齐民的踪影。人们在夏商时代的社会上所能看到的只是氏族，说氏族是夏商时代社会的具有最普遍意义的社会组织形式，应当说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第三阶段：西周春秋时期
        这个时期，氏族发展的关键是适应新的社会局势而大量涌现宗族。这些随分封制而兴起的宗族成为社会上最基本的组织单位。可以说宗族就是随着周代分封制的实施而产生的贯彻宗法精神的氏族。成王时器《明公簋》谓“唯王令明公遣三族伐东国”，《班簋》谓“以乃族从父征”，都是以族为单位参加周王征伐的明证。《毛公鼎》谓周宣王曾经命令毛公“以乃族干（捍）吾（卫）王身”，都可以说明“族”对于周王朝稳固的重要。直到春秋时期，宗族仍然影响巨大。这里可以晋国为例进行说明，《左传》昭公五年载：
        韩起之下，赵成、中行吴、魏舒、范鞅、知盈；羊舌罘之下，祁午、张髌、籍谈、女齐、梁丙、张骼、辅跞、苗贲皇，皆诸侯之选也。韩襄为公族大夫，韩须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带、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韩赋七邑，皆成县也。羊舌四族，皆强家也。晋人若丧韩起、杨罘，五卿、八大夫辅韩须、杨石，因其十家九县，长毂九百，其余四十县，遗守四千。
        这个记载说明春秋后期晋国社会上最有影响的韩、赵、中行、魏、范、知、羊舌、祁等“大家”、“强家”，亦即大族、强族。这些强宗大族不仅经济实力雄厚，而且拥有相当可观的军事力量，直令强大的楚国都不敢小觑。
        这个时期，社会上开始出现不属于宗族的人士，这些人士实际上虽然出身自宗族，但由于其所从事的职业的缘故，因而与本宗族实际上脱离了关系。最早游离出氏族者可能是一批文化知识的拥有者亦即士人。例如春秋时期楚乐师锺仪被囚于晋，晋景公“问其族”，锺仪回答说“泠人也”（注：《左传·成公九年》。）。乐师不回答其宗族名称，而以“泠人”--乐官这种职业作答，可见锺仪（甚至包括其先辈）已经脱离了本族而专职司于乐官之业。于此我们还可举出两例再做探讨：
        黄鸟黄鸟，无集于谷，无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谷。言旋言归，复我邦族。黄鸟黄鸟，无集于桑，无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与明。言旋言归，复我诸兄。黄鸟黄鸟，无集于栩，无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与处。言旋言归，复我诸父。（《诗经·黄鸟》）
        问国之弃人何族之子弟也？问乡之良家，其所牧养者几何人矣？问邑之贫人债而食者几何家？问理园圃而食者几何家？人之开田而耕者几何家？士之身耕者几何家？问乡之贫人，何族之别也？问宗子之牧昆弟者，以贫从昆弟者几何家？余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几何人？子弟以孝闻于乡里者几何人？余子父母存，不养而出离者几何人？（《管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