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例材料，《黄鸟》属于《小雅》，应当是春秋时代的作品。《问》篇的著作时代盖在战国中期（注：《管子》一书内容驳杂，专家或谓其《轻重》诸篇写定于汉代，但是，《管子》的大多数篇章一般被认为出自稷下学派的学者之手，为当时的“论文集”。）。东周时期是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这正是氏族（宗族）与国家并存的典型时期。族既是普通社会成员的保护伞，又是一种束缚。上面这两条材料表明社会普通成员摆脱族的努力和处境之尴尬。离族出走者被称为“国之弃人”，可见其受到歧视，甚至要查问他是“何族之子弟”。这样的人在外面没有办法生活，只得“复我邦族”，返回到保护伞下。但是摆脱束缚毕竟是时代潮流。从春秋后期开始，士人逐渐登上社会历史舞台，他们既与自己出身的氏族（宗族）有联系，又服务于社会，可以远走他乡，也可以服务于乡里。孔子提出士人应当达到的基本标准就是“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注：《论语·子路》。）。从摆脱族的束缚并由此而引起社会结构变革的角度看，可以说“士”是勇敢的先行者。
        氏族时代在战国时期已临近尾声，《管子·问》篇似为当时的一篇户口统计提纲，它所统计的各类人员，典型地反映了当时社会人员的复杂面貌，既有自耕农民，又有氏族中人。就农民而言，既有“开田而耕者”，又有“士之身耕者”，还有“理园圃而食者”。其中提到的“国子弟之游于外者”，应当同于《黄鸟》诗中到他“邦”谋生的人。这样的复杂局面应当就是战国时期各国大变法前夕的社会情况。
        第四阶段：战国时期
        这是中国古史的氏族时代结束的时期，也是由氏族时代迈向编户齐民时代的过渡阶段。随着各国变法运动的大规模展开，授田制日益普及，孟子曾经这样向魏惠王说到其所希望的农民的情况：“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注：《孟子·梁惠王上》。）这个目标可以说在授田制之下基本上实现了。农民已不再完全是氏族（宗族）的成员，而是国家户口登记簿上的民众。商鞅主张治理国家应当做的大事就是“举民众口数，生者著，死者削。民无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注：《商君书·去强》。）。“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注：《商君书·境内》。）。统计和管理户口只是手段，目的在于实行授田制。农民所耕种的田地由国家授予，并且由此而向国家交纳赋税，提供劳役。农民与国家的经济关系是直接的，中间没有了氏族（宗族）这个层次。氏族（宗族）对农民的保护伞的作用已经大为削弱。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加强自己的力量而从氏族（宗族）那里将劳动者归于国家统治管理，直接从劳动者那里取得赋税，乃是势所必行的事情。随着授田制和户口管理制的实行，在战国后期，编户齐民已经迈向社会历史舞台。
        “编户”之称顾名思义乃是编入国家户籍的民户，民户如果隐匿而不纳入国家户籍，就要受到惩罚。据《云梦秦简·法律答问》载，这种情况被定为“匿户”。按照秦国法律的定义，即“匿户弗徭、使，弗令出户赋之谓也”（注：《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222页。）。登记户口的做法在战国末年秦国称为“傅”。《云梦秦简·编年记》载“今元年，喜傅”（注：《睡虎地秦墓竹简》，6页。），指秦王政元年，名喜者的户口登于国家的户籍。从商鞅变法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实行了严格的什伍制度，“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为了增加纳赋税的户数，还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注：《史记·商君列传》。）。秦汉以降，编户之民成为最普通的社会成员，《淮南子·俶真训》谓：“夫鸟飞千仞之上，兽走丛薄之中，祸犹及之，又况编户齐民乎？”类似的感叹也出自司马迁之口：“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编户之民乎？”（注：《史记·货殖列传》。）普通劳动者的保护伞--氏族（宗族），在战国中期被强劲的变法之风吹飞了，国家通过编户制度将其牢牢地捆绑在自己的战车之上。这时候的民众不再单纯是某一氏族（宗族）的成员，而更重要的已经成为国家的人口--“齐民”。所谓“齐民”，当取义于整齐划一，在国家户籍上，民众皆整齐而一致，对于国家而言，大家都是老百姓，谁也不比谁高一头。在统治者看来，“齐民”乃是其统治的主要对象。《管子·君臣》下篇即谓：“齐民食于力作本，作本者众，农以听命。是以明君立世，民之制于上，犹草木之制于时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时候，曾用“齐民与俗流，贤者与变俱”（注：《史记·赵世家》。）之语来说明变服易俗的道理。汉初吕后执政时，大臣们曾经称颂她“为天下齐民计所以安宗庙社稷甚深”（注：《史记·吕太后本纪》。）。这些都表明从战国后期到汉代，“齐民”已经是社会认可的普通民众名称。
        “编户齐民”之称最早盖见诸《淮南子》，而《史记》则称为“编户之民”。这并非偶然的事情，因为汉代社会上编户齐民已经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的称谓，难怪《淮南子》的作者们和司马迁对他们的命运多舛感而慨之了。编户齐民或称为“编户民”，据《汉书·高帝纪》记载，西汉初年吕后即有“诸将故与帝为编户民”之说，颜师古注谓“编户者，言列次名籍也”。西汉昭帝时代的盐铁会议上，文学之士谓“宋、卫、韩、梁，好本稼穑，编户齐民，无不家衍人足”（注：《盐铁论·通有》。）。可见这时候的编户齐民主要指努力于本业--农业的编入国家户籍的民众。这应当是很长历史时期里的“编户齐民”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