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性也体现为一种避免主观性的高度觉悟。实在主义者梅尔登对此阐述说，我们承认历史研究是人去研究人的行为的过去。因此历史研究比自然科学更易受到社会偏见的影响。相对论者提出社会科学不可能是中性的是有一定道理的。客观性因此最好不要理解为绝对的中性，而应理解为“一种高度的觉悟。它意识到研究者作为一个社会存在性，其观点可能会给研究带来某种偏见、歪曲和错误。因而采用各种可能去达到合理性和可信性的标准。”（注：美尔登：《历史客观性，一个高尚的梦想？》（Melden,A."Historical Objectivity,A Noble Dream?"in Nash,Ronald.Ideas of History,New York:1969），第200页。）罗素曾经说过，哲学分析的任务就是去揭露那些似是而非的“先验的证明”然后把剩下的问题置于“经验的基础之上”。20世纪下半叶西方历史学界的上述辩析，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能更好地认识历史知识的性质。
        二、对历史解释的性质和模式的探讨
        历史学家的任务是不仅要确定事实，还得要解释它们。（注：参见德雷《历史哲学》（Dray,Philosophy of History,Prentice Hall,1964），第4页。）历史史料无论多么丰富，它们本身并不能自动成为“历史”。历史家对历史资料进行考证和整理后还需要追溯一个事件与另一些事件的内在联系，确定这些事件在人类社会历史中的位置和意义。对历史的理解始终“包含着根据某些原则而对证据进行评判”。（注：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第105页。译文出自何兆武和陈启能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4-265页。）40年代以后，历史解释的性质及其模式的问题便被提出来了。这些问题的提出伴随着分析历史哲学的兴起，并推动了西方历史哲学认识论研究在20世纪后半叶的空前发达。20世纪下半叶，“没有任何一门人文科学像历史学那样在其本身方法论方面，进行了如此彻底的再思考。”（注：利科尔（Paul Ricoeur）：《哲学主要趋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40页。）
        如前所述。20世纪上半叶相对论者对历史学宣称其已成为向科学进行挑战的一个主要论点是：历史学以描述为主。其研究对象是独特的、个别的、不再重复的历史事件，并且不像自然科学那样以发现一般定律为其首要任务。这些认识及观点使历史解释成为分析历史哲学研究的最重要问题。分析历史哲学家也认为，认识论和研究方法上的逻辑分析批判在自然科学中已达到很高阶段，在历史学中的运用却还处于一种前科学的阶段，历史学因而必须经过一番严密的认识论上的批判。20世纪下半叶分析历史哲学对解释在历史研究中的性质、作用和模式的探讨上出现了两大理论：“涵盖定律理论”和“配景论”。
        （一）涵盖定律理论或“假设-演绎推理模式”
        该理论认为，所有的科学解释在逻辑形式上都是相同的。科学解释以演绎推理和三段论为模式。历史学是科学的一门学科。因此历史解释也必须合符科学解释的这种普遍模式。这样，历史解释才能具有“科学性”。波普尔和亨佩尔首先提出这个理论。基于上述观点，他们认为历史解释如要具有有效性，就不能同自然科学中的解释有根本差异。而且必须是演绎推理式的。其结论的大前提必须包含有一般定理。
        亨佩尔把“一般定理”（a general Law）定义为“能够被观察和实验证伪的关于普遍条件形式的陈述”。（注：亨佩尔：《一般定理在历史研究中的功用》（Hempel,"The Function ofGeneral Laws in History"），载卡丁纳尔：《历史研究理论》（Gardiner,ed.Theories of History），自由出版社1959年版，第34-35页。）这些“一般定理”可以是心理学的和自然科学的定理。一般定理涵盖特殊（现象），特殊现象只是一般原理所阐明现象中的一个事例。“如同在其他观察和实验科学中一样，在历史学中，对一现象的解释是把其纳入普遍实证规律的原理之下；解释的彻底性……全在于它是否依据于那些被观察和实验所证实的有关其初始条件的一般原理的假设。”（注：亨佩尔，前引著作第353页。）
        波普尔和亨佩尔要为历史解释建立一个严格模式的努力遭到了许多历史家的责难。批评家们提出，大多数历史写作实际上并不通常遵循这种模式，而且历史研究以描述事件为主。有其自身不同于自然科学学科的特点。（注：明克：《历史理解的自主性》（Mink,"The Autonomy of HistoricalUnderstanding"）载德雷：《历史中的规律和解释》（Dray,William.Laws 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y），牛津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16-92页。）这些批评有其合理的地方。从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史学中可以看出把历史研究简化为从原理到结论的弊端。这种以论代史，或史从论出的做法把历史研究变成了往理论框架内填充史料。
        然而，如果我们适当地对亨佩尔的理论加以限定和清洗，我们仍能看到这些问题的提出有其重要理论意义。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波普尔和亨佩尔的理论成为二战后西方分析历史哲学中影响最为深远的理论，它推动了西方历史哲学家如沃尔什等人对历史解释的更细致的研究，并提出“配景论”。它也促使像海登·怀特这样的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家对历史叙述的结构的研究。可以看出，“涵盖定律论”即使不是历史解释的“惟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模式，（注：莫非：《我们关于过去历史的知识》（Murphey,Our Knowledge of the Historical Past,Indianapolis Ind,1973）。）但它的确可能是一种重要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