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从结构主义观点出发，怀特认为，历史学家在试图对其处理的历史资料进行叙述以前，在心中已形成一个情节修辞结构。然后用这个结构去梳理整合复杂的历史事件，以使其构成一个可以被理解的历史故事。在这个过程中，即历史学家把自己的观念加给历史事实之前，他必须预见并构筑一个历史世界，其中居住活动着一些人物，并被设想为具有某种联系。这四种联系构成叙述中的情节和尔后理性解释所要解决的问题。历史学家还必须建立一种词汇、句法和语义方面的完整的语言蓝图。换句话说，历史学家要做的就是把关于过去事件的文献转译成历史学家本人叙述的文献。这种转译的程序受到有限的四种修辞方式和情节结构的支配。这种修辞情节结构方式：隐喻--浪漫史或传奇，转喻--悲剧，提喻--喜剧和反语--讽刺剧，又需要四种相应不同的解释方式。所有这些修辞方式、情节结构和解释模式的差异又源于历史学家不同的意识形态观念：无政府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历史学家的意识形态和历史观念决定了他用来转译组合历史文献资料的修辞形式、叙述的情节结构和解释模式。（注：参见海登·怀特：《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第99,426-429页。）
        这样，怀特也在历史话语中“发现”了一个结构。后现代主义者安克斯密特认为怀特的研究标志着历史哲学领域内的一场革命。同索绪尔和雅各布森的语言、音位结构和莱雅-斯特劳斯的原始社会婚姻制的结构一样，怀特的结构也是分层的，而且深一层的结构的差异解释上一层的变化。有限的符码解释变化万千的现象。可以看出，虽然怀特过份倾向于相对论和非实在主义观点，但怀特的理论中的确有许多令人深思的、耳目一新的论点。他极为详细地研究了历史写作中的一些最基本层面，而且总结了欧美前此一代历史哲学家的探索。
        本文仅是对西方史学认识论在20世纪下半叶发展的粗略评述。而且评述的重点放在盎格鲁·撒克逊的分析哲学和经验论传统。笔者认为本文所重点讨论的这些西方历史认识论的新成果涉及到历史研究与写作的最基本层面。了解它们有助于提高我们历史思维的自觉性。可以看出由于这些新的探索，西方史学在历史研究的有效性、使用语言概念的准确性和运用资料及理论概括的技巧等方面都已达到相当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