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特理论的语景以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英国语义分析哲学早就提出只有通过研究语言形式，人们才能讨论概念和实在本身。在他们看来，“我们并不是先思考，然后再用语词形式进行表述；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思想就是我们的表述。所以，我们只能从用以表达我们思想的语言形式方面来讨论我们的思想”。（注：参见麦克斯韦·查尔斯沃斯：《哲学的还原--哲学与语言分析》，田晓春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维特根斯坦把这种从语言形式出发来讨论哲学问题的方法视为哲学中的划时代转折。维特根斯坦和其他语义分析哲学家的理论使一些历史学家们意识到在语言媒介之前，并没有先验的概念领域的存在。语言表述并不是源自概念框架，而是溶于概念框架，或者说在研究再现现实过程中同步产生。这就促使这些历史哲学家去重新思考历史研究与写作过程中，或者说，历史叙述中的现实是如何构筑起来的。牛津哲学家奥斯汀曾谈到事物的意义在于使用语言。使用不存在真假问题，而是虚构与非虚构问题。这也可能使一些历史学家把对历史事实的陈述看做是使用语言的行为，从而去研究其虚构与非虚构性的问题。
        法国学者罗兰·巴尔特很早就写出一篇专门讨论历史话语的论文。他指出，文学和历史文本（作品）并不指涉或反映外在（历史）现实，它本身就是一个独立实体，应当脱离其被创造出来的环境和作者来加以研究。福柯在对中世纪末以来西方意识演化的解构中试图重新发现语言的具象化的重要性。他研究语言复现事物世界的程度，或者说语言通过在事物之前所采取的一种姿态行为本身而构造事物之间的关系的形态。他的理论与系统可以追溯到维柯的《新科学》，乃至文艺复兴的语言哲学家和古希腊罗马的雄辩修辞家所开创的语言历史主义传统。福柯认为17世纪以后，当科学与修辞分离以后，科学对其自身内含的语义或“诗性”本质的敏悟和研究便丧失了。
        莱维-斯特劳斯把所有的科学知识都看成是由两极组成：对经验整体的想象式理解和繁杂混乱的个人感觉。他认为历史编纂学力图占据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地带。历史家往往利用某种叙述策略把历史事件按某种顺序或结构加以排列。无论是历史家以社会科学的形式（即运用概念和范畴，诸如革命、阶级、城邦等）或是以历史的形式（叙述故事）都参与了神话（即对事件进行了变形）的制造。雅各布森对文体问题的研究表明每一种话语都是借助原先由古典修辞学发现的那些比喻来在语言行为的隐喻极与转喻极之间作衔接。在这样的历史哲学话语环境中，我们不难看出为什么历史学家海登·怀特等开始去研究历史的诗性本质以及历史叙述话语在正式的理论分析之前预先构造事件之间的关系的模式。
        历史文本，也就是历史家得以进行理论性分析和解释之前就已存在的历史文本或资料的性质以及它们是如何产生的呢？海登·怀特认为即使是非常注重历史细节或者是单纯历史叙述都含有运用某种历史哲学的成份。因为历史家必须对手中的材料进行梳理，而这一梳理即使不遵循某种理论框架，也要适应或运用普通叙事话语的修辞规则。换句话说，历史家在正式作出努力去解释或阐述研究对象前，已先用一种语言对之进行描述了。（注：参见海登·怀特《历史主义、历史和修辞想象》，载张京媛译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0页。此节中，多次使用了该书译文。）
        所以，怀特等人把历史写作主要看作是一种散文话语，主张对之进行修辞分析。对历史话语的修辞分析表明，每一历史著述不仅含有一定数量的资料和对这些资料含义作出的解释，也含有如下信息：读者在面对经过转述的资料和对此作出的正式阐述时所应当持有的态度。雅各布森在《语言学与诗学》中也曾阐述过这个论点。在他们看来，上述这些信息主要存在于历史话语的比喻因素中。比喻是历史学家独特风格的精髓。从历史学家个人独到的描写风格中产生了解释性的效果。研究特定历史话语中的比喻因素使我们能查明历史阐述和解释的手段等特征。历史学家往往是通过比喻表达法去制定其话语的主题。特定历史话语的意义的暗示线索既包含在解释性论点的逻辑中，也包含在对研究领域所作描述的修辞中。
        历史话语的两个意义层怀特认为在最简单的散文历史话语中，即使被表述的对象在著述中仅被当作事实，语言的使用本身已表明位于正在被描述的现象后面的那个第二意义层。该意义层独自存在，不依附事实本身，也不依附文本所作的事实外的额外描述和分析所提供的其他论据。换句话说，历史话语（或历史著述）可分解成两个意义层：a，事实及对事实的解说阐释，这是历史话语的明显的，或文字的外表；b，用来刻画这些事件的那个比喻性语言所指涉的深层结构。它由故事范型组成，可以帮助我们编排甚至理解历史事件。（注：参见海登·怀特：《历史主义、历史和修辞想象》，180-200页。）后者就是怀特试图加以阐述的结构，而前者则是分析历史哲学家们所竭力探讨的层面。这个故事范型帮助历史学家把事件从不含意义的记述和顺序中编排成某种受内在策略编就的事件发生结构，从而更进一步对这些事件提出诸如事件发生的地点、时间、方式和原因等有意义的问题。
        历史编撰的过程可能就会如下：由于历史话语不可能再现出一个与实际发生的那些事件在规模、范围和顺序诸方面精确重叠的对等物，因此，历史家不得不选择历史事件或资料，并赋予各个个别事件以不同的功能价值。历史家也必须按某种结构来确认事件之间的连贯性。做到这些的一个关键是发现深深植根于杂乱无章的事实中的故事，从而能制作一个框架来容纳各种复杂的事件。在建构框架的过程中，事实受到两类扭曲变形：在对研究领域作表述时可能包括的某些事实会被排除不用；历史叙述中的事件的次序可能有别于事件原先发生的年代次序。由于预先形成了叙述的框架模式，历史学家因而得以进一步做下面的工作：1.精简手中材料（保留一些事件而排斥另一些事件）；2.将一些事实排挤至边缘或背景的地位，同时将其余的移近中心位置；3.把一些事实看作是原因，而其余是结果；4.聚拢一些事实而拆散其余的；5.建立与原先表述层话语并存的第二手详述话语，它直接对读者讲述并提供认知根据。（注：参见海登·怀特：《历史主义、历史和修辞想象》，第192页。）
        情节修辞结构的意义任何一部历史著述，包括那些非常注重细节的叙事的、不是理论的运用的历史著述，都需要一些笼统概括性的描述，从而把对细节的描写连接成一个全面的叙述。比喻性的语言就含有概括性功能。它相当于理论在哲学性历史话语中的作用。历史学家正是用比喻性语言来描述历史事件的组成部分的关系并刻画发展过程中各个变化的特征。历史叙述的条理性依赖于起决定作用的比喻表达模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叙述的各种形式都是试图从比喻上把握世界的产物。因此在貌似以散文方式处理现实的那个表述形式后有一个潜在诗学结构。对历史话语比喻层的分析可以发现历史表述的几种类型。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等手法构成了比喻语言运用的主要类型。这些比喻模式支配着对特定历史时期或事件的结构及其中各个阶段连接成为一个过程所作的修辞性描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