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60年代以前，香港史学界主要继承了1949年以前的内地史学传统，比较倾 向传统的考据和训诂路向，以中文写作为主，并以中国学术圈为交流和评论的对象。史 学家作为知识分子，肩负“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使命，加上传统学者人文知 识广博的视域，史学形式的表达更具创意和弹性。学术成就的评估既涵蕴着这些知识分 子的社会和文化意识，也建基于人文价值之上。可是到了60年代中叶以后，随着香港高 等教育的拓展，政府资助的第二所大学的成立，国际化的接轨问题逐渐浮现。钱穆一手创办新亚书院，他竟在新亚与其他两所书院合并为香港中文大学时愤然辞退院长一职， 一方面抗议大学行政语文以英文为主，另一方面慨叹新亚创校人文精神的日渐消失（注 ：《新亚教育》，新亚研究所编印，1981年。）。及至70年代中叶，中文大学基于行政 原因，进行大学体制改革，放弃原来的联邦式大学组合制度，废除书院大部分独立的学 术行政职权，实行中央统一式制度。曾经长时期坚持创校精神的一群新亚校董，在哲学 家唐君毅领导下集体辞退校董职位以示抗议，成为香港高等教育史上最具震撼性的学术 冲突。这两种不同制度各有其优劣之处，但钱穆及昔日一群向往宋明书院制度而自视为 中国文化传承的一群“流亡”知识分子，却因殖民地行政主导了大学教育发展方向而不 得不作出退让。
    这一连串教育和学术的纷争发生在中文大学，自有其独特的历史渊源。这批在1949年 前后从内地逃往香港的学者，只视这个英国殖民地的小岛为过客之地。但为了建立一个 临时的文化基地，保存过去的传统，希望有朝一日可重返家园，再重建学术文化的大业 。他们不满殖民地的文化风气，而只求在这块借来的时间和空间的土地上拓展一个“文 化中国”的学术天地。最早提出这个理念的是余英时，他受业于新亚书院的校长钱穆。 新亚书院也是这些“流亡书院”和“流亡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集中在中文大学三所 成员书院（新亚、崇基和联合）及其他私立大专书院。50年代是他们在香港播下中国传统 文化和史学的重要阶段。然而，他们的文化使命与殖民地文化有潜在的矛盾。60-70年 代中文大学内部的学术分裂和行政冲突，正好反映这个中国文化传统重建工程的挫败， 亦道出中国文化本土化重整与西方主导的文化权力扩张的冲突。到了80年代，这种冲突 虽然改变了形态，但本质却没有太大的修正。
    80年代以来史学界本土化和国际化的角力
    到了80年代后期，香港史学以及人文学术的研究者开始感受到两种相关而又不尽相同 的压力和冲击，或者说面对两种挑战。
    第一种挑战是，由于大学教育的扩展，政府为更系统地控制资源，先后成立教育及研 究资助的组织，管理方式则愈来愈靠近英美模式；而大学学科之间的竞争更形激化，行 政及资源的控制权更为集中。由于理工和医科在社会地位以至国际联系都占优，同时它 们在大学行政管理上也占尽优势，结果不知不觉地影响了或甚至控制了学术评估的准则 。这种情况在内地亦有相似的经验。
    由于学术行政管理和教研资助权力结构的倾斜，直接来自理工、医科的量化评估标准 ，逐渐应用在人文学科包括历史工作者身上。他们每年的职责评估愈来愈机械化，学科 研究逐渐窄化和量化。这些机械化和单一化的标准，虽然由于有不同抗衡的声音而未必 完全变得过分僵硬；但研究成果的多元性、人文化都得不到欣赏或理解，其文化意义和 社会价值愈来愈被忽视。在“学术”或“纯学术”的价值前提之下，史学研究的成果对 时代的影响、史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等文化课题，均不再被列入史学工作者的工作议程 之内。
    香港史学界所面对的学科性压力，内地和台湾的学者也多少有类似的感受。近年来内 地史学工作者的工作评估，亦有过分量化、甚至规范混乱的问题，直接或间接构成的压 力，诱使学界出现“急功近利”，或“责任意识淡薄”（注：邹兆辰等著《新时期中国 史学思潮》，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第51、221页。）的风气。更极端的事例，恐怕 是浙江某大学要求历史系博士生必须分别在全国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两篇文章，才能取 得资格参加博士论文答辩。以全国历史学教授和博士生的数目合起来之多，核心学术期 刊的篇幅又相当有限，博士生要在这些刊物上发表文章，真是难乎其难。
    第二种挑战，也关乎人文价值的问题，不过焦点不只是量化或学科狭隘的问题，而是 民族文化和社会本土化的意义问题。1949年后的香港暂时脱离母体，其学术界却因此而 易于融入西方以至国际学术的交流网络。在50-60年代的冷战气氛下，香港史学家颇受 反共思想的影响，这恰好同内地与苏联史学界的密切关系形成强烈的对比。1972年中国 恢复了联合国席位，香港史学界反共的倾向逐步减弱。与此同时，香港的文化本土化发 展愈来愈明确。到了80年代，香港决定回归，因此对中华文化的身份认同也愈来愈明显 ，过去“借来的时空”、“夹缝性”和“边缘性”的特色（注：郭少棠：《无边的论述 》，收入陈清侨编《文化想象与意识形态》（香港：牛津出版社，1997年）第159-176页 。）逐渐淡化。然而，所谓“国际化”联系背后存在的文化角力，早在60-70年代中文 大学的学术文化冲突中就显示出来！
    整体而言，香港在1949年以后一直与国际史学界保持较紧密的关系，并没因为70-80 年代的政治发展而产生很大的改变。由于香港史学界早已与国际学术接轨，同时有一段 较长的时期在殖民地的政治文化气氛中成长，香港学术界的文化本位色彩相对薄弱。史 学研究和著作的评估因而面对国际文化以至文化权力竞争的挑战。这些竞争形式开始是 建基于教育和研究资源的比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挟着不断强大的国力，大 力拓展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并建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跨国的或世界性的学术网络。从 积极方面而言，它的发展有助知识的全面交流和民族隔膜的消除；从消极方面而言，它 的文化势力已足以操纵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拓展空间。西欧和日本等国家在20世纪初已有 机会建立现代化的学术和文化体系，它们的民族文化和社会本土化的基础较深厚，受到 的挑战和压力较小。较诸西欧和日本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的发展却未能完全 摆脱西方文化权力控制的阴影。然而，香港的学术文化和优势也正是在这种国际化和本 土化的较量中建立了一种平衡发展的能力：既要有实力全面融入国际学术的大家庭，并 在这个大环境中争取中国文化应有的地位；又要在这种竞争中确保有一个稳固的本土文 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