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的著名学者如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全汉升和严耕望，都坚持发展中国史学 的民族特色，在新亚书院和相关的刊物中提倡属于自己语言文化的思想并努力拓展出版 领域。可是到了90年代，香港学术界的研究评估已变得全面“国际化”。虽然这种趋势 未必沦落至那种“东方主义”的内在化的殖民主义文化心态，但在早已全面接受“国际 化”的理、工、医、商和部分社会科学等学科的压力之下，人文学科已显得失去自信和 无所适从。如何判定学术著作素质和水平？是否简单地以“国际化”，或以英文著作刊 登在外国名牌（尤其英美）大学的学术期刊为准则，而忽视人文学科所坚持的文化本土化 的原则？与外国学术界沟通和联系的重要性和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但学术权力和拓展空 间的竞争是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也牵涉民族文化发展的基本原则。西方学者本身对自己 既有的制度早存异议，亦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本位价值，更不会同意“东方主义”所隐 藏的文化霸权主义。
    此外，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任何人文、社会、教育、工商业，以至应用科技的知识 ，在它们的传承和创新过程之中，都必须经历本土化和社会化的冲击和洗礼，在特定的 时空条件下产生不同层次的诠释和解构的现象，最后才有文化融合和重构的可能性。文 化的转移和交流互动不可能是机械化的，也不可能任意搬动堆拼或生搬硬套地塞入不同 文化体系之内。文化的本土化和社会化的媒介有文字的或以至“身体的”语言。不透过 自身的语言媒介来表达，文化交流、互动和创新是很难促成真正的视域融合的，也不会 有真正而深入的典范移动或转化。这里必须强调这种文化的迁移，与狭隘的文化民族主 义或排外心态无关，更非固步自封的思想。古今中外的历史不乏先例，尤其在欧洲文艺 复兴运动中，民族语言和文化的扩展，逐步冲破拉丁语言和文化的普适性规范。近代文 化人类学和语言学都充分承认本土化和社会化的重要性，就算是当代愈来愈受重视的听 觉残障的手语，亦肯定其表达的形式与本土的社会文化之间存在微妙关系。英语作为当 今最流行的国际语言自有其重要的价值，尤其在社会经济的沟通方面；然而，这些价值 却不能掩盖或阻碍某个民族或国家整个文化改进、更新和重构的基本工作。这是价值先 后次序的定位问题，当然亦应容纳分歧的见解和判断，以便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领域中寻 找平衡。以母语进行思维和书写，移动于各种语言和文化的领域之间，过滤和吸收这些 文化背后的价值，可以更有效地超越这些文化。进而言之，若能灵活地以双语来沟通和 书写，则更有助于超越文化的隔膜。在文化互动中寻找新的理解和启示，实际上这是平 衡国际化和本土化的最佳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讲，香港双语和多元文化的特点是很有价 值的。香港史学面对以上的问题和作出的回应，有助于反思中国文化走出全球化与本地 化的困局。
    过去美国史学家德力克（Arif Dirlik）曾批评萨依德的“东方主义”没有针对亚洲人参 与“东方主义”建构的事实，这种情况在中国人写中国史时也时有所见（注：ArifDirlik,Chinese History and the Question of Orientalism,History and Theory,35 :4,1966,pp.96-118.）。此外，柯文（Paul Cohen）在80年代初认为美国学者已逐步建立 “中国中心观”的史学体系，但梁元生却相信“中国史研究中所提出的许多新理论、新 范围和新课题，与西方及美国的流行思潮和本身社会的变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注：梁元生：《历史探索与文化反思》，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5年，第35页。）。在 美国汉学家何伟亚（James Hevia）重新诠释清代礼宾制度和1793年马嘎尔尼使节团一书 所引起的“东方主义”争议中，各方学者不但对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史学的关系反应不一 ，更显示中国学术界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评价（落后与否、开明与否），以至面对国际化和 本土化之间的平衡，始终是个不易超越的问题（注：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 学：中西比较》，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0年，第282-320页。）。
    多元史学路向背后的文化融合和超越
    自80年代末中国大陆开放以来，香港与内地史学界的学术交流日趋频密。除双方学者 互访、讲学、出席会议以外，特别应指出的是，香港史学界承办的诸多学术会议，在促 进中国内地、台港两地史学界的交流以及大陆学者与国际学术界的沟通方面，发挥了十 分重要的作用。随着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香港与内地的学术互动和合作将更趋频密。 香港所起的沟通中国大陆史学界与外界交流的桥梁作用，也会进一步彰显。
    进入90年代，香港史学界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即以新课题的拓展、本地史、区域史 为其研究重点。新课题包括：由传统的分类史、断代史向跨学科分支和比较史学发展， 拓展中外文化交流史、全球华人史的研究和性别历史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在1998 年对课程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把传统的中国史、世界史、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和专 题史的分界，改变成国别地区史、比较史和公共历史三个核心范围，然后根据这三个范 围把既有的科目修改重组，并成立一个研究中心，以配合这些新学科和新课题的拓展， 其中，在比较史的教研工作方面，学术方向尤其明确。多姿多彩的创新课程，更能显示 出网络多元化的发展路向。新设的科目包括“近代华南之族群与文化”、“中国与基督 教”、“中国移民史”、“比较中国与西方法律传统”、“比较中国与西方战略文化” 、“饮食文化史”、“中外关系中之族类观”、“香港企业与企业家”、“性别与历史 ”、“客家、方言群与香港”、“西方历史中之妇女、家庭与社区”等等。
    以下是最近五年香港各大学史学研究出版的简要统计，以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的课程 分类方法统计如下：
    （1）比较史--论文18篇，专著4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