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种多元化的研究取向，是否意味着香港史学界已超越近百年来文化的挑战和 冲击？香港史学界希望克服“东方主义”的心态，已不能再依靠固步自封的民族文化中 心观念，也不能盲目接受外行主导的“虚假科学的”学术评估制度。固步自封只会重蹈 过去僵硬思维的迷路，而盲目追随其他国家或社会的制度，则往往漠视了不同文化的差 距和文化权力角色的这一现实。这份学术和文化的自信，只有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可观的 成果，才能打破西方文化权力掩盖的困局。超越中西文化接触所产生的努力和冲突，就 必须另谋创新。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挑战可以是正面的压力，迫使中国史学界努力寻找生 机。香港当代史学的发展如果对中国史学研究有任何的启示，恐怕不仅仅在于如何与国 际学术接轨、或在对抗学术规范化上与理工医科等量化、僵硬化和欠缺文化深度的评估 ；而是在面向重建自己的文化传统的前提下，把历史回归生命和理论，并把学术结合现 实以融入社会，以开放的思想和灵活的思维，动态地追寻历史资料和现象背后的文化和 情感空间，同时为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做出兼顾主观和客观平衡的描述。
    记忆是人生经历的主观和客观、感性和理性、想象和现实的混杂，而对混杂结晶的诠 释，既是原有构成混杂的各种因素的投射，也是最后总合起来而形成的某种象征。这些 文化象征的诠释更需要依靠一种主观和客观互动、感性和理性结合、想象和现实交叉的 思维和研究方法来配合。
    有关这种配合的方式，笔者再借用近十年来其他社会和文化心理学者的分析做一补充 。笔者过去几年尝试重构香港以至大陆一些城市的社区文化，并结晶成历史的论述和文 艺的创作。笔者以个人作为经验收集的起“点”，继而进行“微观的”个人记忆的塑造 。先母逝世前两个月，多次提及早年先父和她一起在香港一个古旧的社区（尖沙咀、油 麻地和旺角）生活和工作的经历，使笔者在自己的报章专栏开始以历史和文学结合的形 式，撰写一系列自传式的历史散文，并结集成书，名为《城市心灵》。这种历史文学的 学术价值，不一定被狭隘的“客观的学术”标准所容纳；但笔者以社区历史的集体记忆 融汇在个人历史意识之中，再以自传文学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尝试，却得到文化界不少专 家，包括史学家、史评家、文学家、文物专家的支持，并因此陆续取得香港地区议会、 教育基金会和社团的资助，被邀承担四个社区文化及社区历史的研究计划。具体工作是 ：一方面细查档案文献资料和背景资料并做出统计；另一方面以口述历史、人类学的田 野考察和心态历史等方法作补充，再结合以自传和传记的方式，研究和书写香港近百年 的社会和文化的转变。其中一个较大的项目是香港最大的供电公司（中华电力有限公司）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推动电气化过程中，如何促进香港社区的发展，特别是如何推动农 村的现代化。该项目推出的研究著作《光耀百年》，以集体记忆重塑的方式，不依靠有 关公司所提供的档案资料；而是通过公众资源，包括档案馆资料、报章杂志、各种宣传 单张、历史图片和口述历史的记录，重新描述不同社区电气化和现代化的历程。
    笔者试图转化社群的宏观结构，而以集体记忆的概念注入传统的群体生平学之内，再 以“微观叙述”的方式，把传记史料和文献资料融入这个集体记忆之中，以超越上述有 关“叙述史学”和“结构史学”的纷争。另一个较小规模的社群研究，是沙田医院十年 历史的撰写，则是以医院基本的历史记录、一些活动的统计，再透过自传和传记的混合 叙述、以口述历史的方法，达致集体记忆的交叉重构，描述这所年轻医院的组织文化和 精神。
    基于这些经验和理念，笔者又先后撰写了四篇研讨会的论文，第一篇和第二篇是以城 市生态的文化空间的形成，分析油麻地天后庙的建成及其发展的生态史。天后庙作为一 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化空间，有机地和自发地成为一个社区建立和拓展的中心。笔者观 察天后庙的演变，从一座名不见经传、由渔民和小商人集资建成的小庙宇，发展成一个 多元化的繁盛社区，包括传统的义学、新式的医院、半公开的黄赌毒活动、多角色的警 察局、多元化的宗教组织（佛教、道教、天主教和各种基督教教派的团体）。再从这个社 区自身的多元化发展，归纳出香港地方历史文化的某种特色，并以此特色与上海城隍庙和北京隆福寺两种不同的社区文化作比较，尝试研究中国宗教世俗化和社会化的方式。 第三篇是以城市规划和集体记忆的理论，分析文化空间和情感空间的存在及意义。以油 麻地社区作为一个“点”，发掘这个“点”内部的文化和情感内涵，并将其引申为城市 环境的文化和情感空间、想象和价值，继而探讨城市环境保护的文化和情感的价值观念 ，最后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文化生态的转变来证实文化和情感因素对环境保护的重 要性。第四篇是在澳洲举行的名为“生命写作和代际纷争”（Life-Writing andGenerational Conflict）的自传和传记研究的研讨会上，通过自传式方法，重构50-60年代笔者的家庭悲剧所引起的代际间的矛盾和纷争，从而反映当时传统价值观念在中西文化冲击之下，如何促成香港的社会和家庭的历史演变。笔者、先兄和我们的家庭都成为历史网络中不同的“点”。笔者利用先兄遗下的日记、信件和照片，以自传方式重塑这段个人与集体的记忆。这些记忆的网络纵横交错，实际也是当时整体社会价值观的复杂蜕变。
    上述提及的研讨会的议题不一，笔者采用的研究方法却有一条主线：在社区和社群集体的历史经验中寻找文化与情感空间及其与环境的关系，从而窥视文化迁移、文化跨越和融汇的轨迹，并试图把运用这种方法所获得的体验，渗入到城市规划和社区文化资源创新的跨学科研究工作中。笔者史学研究的起步点，是中西政治文化现代化与历史人物的社会心理比较研究。经过跨文化和跨学科的方法和思维的冲击，再透过个人和集体记 忆的交叉诠释，最后应用于社区文化的研究、历史文学的创作以至自传式微观的分析。 这些虽然是笔者的探索，可能也会对学界有所启迪，故冒昧地叙述出来，供诸位学者参 考。
    跨越文化和语言的隔膜，平衡国际化和本土化的困局，这是过去香港史学发展最主要的特色，也许是新世纪中国史学发展最需要珍惜的精神。台湾史学的多元化和自由气氛可能更超越于香港，但政治争议增添了很大的压力和浓厚的意识形态分歧，结果多少冲淡了史学较清纯的学术品味。内地史学已踏入多元一体的阶段，它的进步也证明了过去十多年经济改革开放对史学界的影响。然而，相对台港两地，它的多元化和开放性尚有一段距离。21世纪中国史学的新路向始终是在宏大叙事和微观史学之间寻找一个多元而开放的理论创新的空间。香港史学在平衡本土化和国际化的要求上，在学术的内容上已透过文化的融合和多元化路向的发展，取得超越性的经验。然而，它所面对的，却是学科霸权、教育行政忽视文化精神的另类压力和挑战。这些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它的困难恐怕已超越了纯粹史学理论的范围而延伸及非学术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