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国专题史--论文26篇，专著11部；
    （3）外国史--论文12篇；
    （4）公众史--论文48篇，专著15部。
    此外，因应1997年香港回归前后的社会取向，港人的历史身份和文化根源的问题愈来 愈受重视，香港本地史以至华南区域的研究为更多的学者所关注，新的研究领域不断形 成。香港大学的亚洲中心过去亦积极推动跨学科的香港研究。科技大学、浸会大学和中 文大学在有关香港及华南的研究项目中都有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参与；尤其对性别问 题、客家文化、香港社区文化、社团组织和社群等课题，都做过多元化的研究。香港学 者亦把香港放到珠江三角洲这个更大的地域范围，与内地学者合作，开展华南区域的研 究工作，已取得了一些成果。目前这一研究工作还在持续发展。香港史学界自由而创新 的研究气氛，既能吸收及融汇世界学术界的新发展，又能依附内地历史文化资源，以一 种活泼和动态的方式开拓更具时代意义的史学研究路向，是它近年来最主要的特色，也 是笔者个人最深的感受。
    为了更深入了解过去二十年香港史学界多元化发展路向的深层意义，笔者借用外国流 行的“自传叙述”的史学方法，以个人三十年学术研究的历程，反映香港多元化史学发 展的变化和形成，从而展示香港史学界在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方法的运用，如何逐步修改 了文化本土化和国际化的对立关系，并在实践过程中寻求融汇和超越。
    80年代后期，笔者先以比较方法，后从跨文化角度，整理欧洲史的资料和心得。笔者 出版了三本以观念史方法分析德国政治文化现代化、欧洲近代民族国家与国际秩序、当 代国际关系的著作（《德国现代化新论》、《西方的巨变》、《后冷战国际秩序的形成 》），研究重心集中在民族国家与民主主义发展背后的权力与自由的关系、个体与集体 等关系。在德国政治文化传统中，笔者认定了两个核心范畴：封建制度的互惠原则；权 力和自由的双重性。对中德政治文化传统做了简要的比较，为将来的深入研究作准备。 此外，笔者还从未间断地整理在读博士课程时已开始思考的两个课题：欧洲近代思想史 中的四个核心观念群的分析，歌德和郭沫若的个人与文化身份认同的跨文化研究。前者 的研究基本上已完成，惟部分资料的诠释还须验证；后者则以传统的比较思想史、心理 历史、社会心理学、后现代心理分析以至文化转移的跨文化理论，来比较歌德和郭沫若 的成长与身份认同建构。由于后一个课题涉及一些中、日、德三国的跨文化经验，尚待 理清，又加上笔者过去十多年才真正深入钻研跨文化的各种理论（包括跨文化儿童成长 、家庭结构、文化记忆等）和问题，学力尚未足以处理如何结合跨文化心理历史、社会 心理和文化人类学等方法来掌握这个课题，故需两至三年时间的反思、补充和整理，才 可把初稿写成。这些研究的取向可算是继承了60年代香港和台湾比较历史及哲学的传统 ，而受王德昭、唐君毅和牟宗三等老师启迪的影响则显露无遗。
    在撰写和整理这些研究课题的同时，笔者进一步探索和尝试新的史学研究方法和理论 ，其中较重要的是采用跨学科的取向研究文化的移动、互动、冲击、解构和重构的过程 ，从而补充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典范转移的理念。这是由于一方面是在歌德和 郭沫若比较研究中，发觉两人都在不同方式的“离家”、“旅行”、“流浪”和“文化 冲击”的过程中，经历了他们身份认同的塑造。这使笔者更清楚地认识一个道理：历史 现象是人类活动经验的结合；因此是活跃的、动感的和生态的，而不是平面的、静态的 或机械的。
    这种动态地研究历史内在与外在的变化和交融的尝试，又使笔者对两个历史范围的研 究发生兴趣。第一是城市与城市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在过去几年 间，笔者在教学和研究方面，加入比较城市文化和环境的课题，着重从文化空间和情感 空间、社区演变两个理念入手进行分析。第二是对文化的旅行与旅行的文化的诠释。在 这个范围内，笔者经历了一连串跨文化的考验和挑战：笔者起初以为可以简单地把西方 近二十年对旅游和旅行的人类学、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理念，结合中西历史文化的资料 ，套进个人对旅行的三层架构（旅游、行游、神游）之中。这个三层分法是笔者从中国旅 行文化的传统中抽象出来的。中西旅行的理论和史料结合成的文稿始终欠缺某些逻辑的 同一性或完整性，结果迫使笔者重新以英文来思考、解释和整理西方的理念，再反过来 用中国旅行文化的历史资料来诠释这个三层架构，使中西旅行文化的历史渊源最后得到 更清楚的区分；而以英文描述中国旅行文化的传统时，笔者更小心地指出中西旅行文化 的差异。这个迂回曲折的比较史和跨文化的研究，一方面使笔者进一步了解到跨学科、 跨文化传意和比较文化心理研究的重要性，尤其在中西文化理念和资料互用时，必须特 别留意文化跨越时既微妙又重要的隔膜；另一方面，也使笔者更充分体会诠释学中，视 域分化和融合的困难和意义。鸦片战争以来中外文化交流既是中西两个文化的视域的互 相交接，同时又经过日本文化的过滤和转介，三者之间的接触和互动，更非简单的视域 融合或诠释循环能够完整地解释清楚的。
    这一前后维持了近十年的研究方向，可算是笔者继承60年代比较史学的传统，既是发 展和创新的尝试，也是对心理学、人类学和工商管理学所盛行的跨文化研究的史学作出 的响应。连同上文提及的歌德和郭沫若的身份认同的比较反思，这种响应显示出跨文化 的史学研究工作比社会科学和商学的研究工作要困难得多。史学工作要求理论与资料的 配合，模式和论证的平衡；但文化的移动和跨越最终落实到每个个体或小社群的心理和 价值取向的转变。这不只是文化生态学、社会心理学或心态史学的交叉运用的问题，更 是个人的历史经验和群体的历史记忆之间的互动问题。从20世纪初期欧洲出现的新马克 思主义对日常生活文化的批判，到社会心理和文化心理史学、年鉴学派的“整体历史” ，以至社会文化的日常生活历史的发展获得不同的启示，逐步体会到文化迁移和转化的 玄妙。更复杂的是，这些理论研究和方法之间往往也有互相矛盾和不协调的地方，加深 了史学理论选择和融汇的困难。笔者重视这类结构主义史学的意义，但在诠释学尤其是 伽达默尔（Gadamer）理论对思想史的冲击（注：Martin Jay,Should IntellectualHistory Take a Linguistic Turn?Reflections on the Habermas-Gadamer Debate.In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Reappraisals and New Perspectives,D.LaCapra and S.Kaplan（eds.），Ithaca &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pp.86-11 0.）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也尝试对文化冲击和互动的研究工作摸索新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