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古文献新证，就是在整理和研究先秦、两汉古文献时，采取传世文献与出土材料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古文献新证的历史虽然可以上溯到西汉时期孔安国对孔壁古文经的整理，但在近两千年的学术发展历程中，这一研究方法却几乎不为人们所知。这种状况到了20世纪才有了根本性的改观，个中缘由，牵涉近代学术史发展的许多方面，颇值得玩味。我们曾就疑古思潮对20世纪古文献新证产生所起到的刺激和催化作用进行过讨论（注：冯胜君：《王国维与疑古学派》，《金景芳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年，长春。），下面我们拟从以下两个方面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走向
    有学者说，17世纪以来中国传统学术变异的速度越来越快（注：朱维铮：《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题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个中原因，牵涉到历史、政治以及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碰撞等诸多方面，这里不能详论。但仔细考察道咸以降清代学术嬗变轨迹的每一步骤，大多与20世纪古文献新证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具体说来，今文经学的复兴和宋学的再次为学界所关注，基本奠定了20世纪史学逐渐取代经学而占据学术研究中心地位的大格局，古文献新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孕育诞生的。而清末学者在传统金石学领域所取得的成绩，更是20世纪古文献新证研究所依赖的重要学术资源。
    1.今文经学和宋学的复兴与20世纪学术史上的经史易位
    今文经学虽在西汉曾煊赫一时，成为最早为官方所承认和提倡的学术。但自从其垄断地位被古文经学打破后，蛰伏了近两千年，在学界一直处于“失语”的境地。到了清代，几乎所有的经学研究形态都在传统经学本身的回光返照中轮流上场表演了一番，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入清代则节节复古，顾炎武、惠士奇辈专提倡注疏学，则复于六朝、唐。自阎若璩攻伪《古文尚书》，后证明作伪者出王肃，学者乃重提南北朝郑、王公案，绌王伸郑，则复于东汉。乾嘉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矣。悬崖转石，非达于地不止。则西汉今古文旧案，终必须翻腾一度，势则然矣。”（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4页。此前，梁氏曾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有过这样的表述：“有清二百余年之学术，实取前此二千余年之学术，倒卷而缫演之。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谓非一奇异之现象也。此现象谁造之？曰：社会周遭种种因缘造之。”可参看同书《自序》2页。顾颉刚对清代学术发展的描述则是：“到清朝时，学问又要变了，于是劈头打破最在外层的宋明理学，这是顾炎武、毛奇龄们的功绩。他们用的工具是在内一层的注疏学。过了些时候，学术界中见到的东西又深一层了，于是他们觉得注疏学靠不住，要打破它，其中心人物是惠栋、戴震等，他们的工具是古文学--即许、郑之学。又过了些时候，他们走到的境界更深了，于是他们想打破第三层壁垒--古文学，他们用的工具是西汉今文学，这便是刘逢禄、魏源及康有为们的工作了。他们一层层的逼近，二千年来造成的偶像便一个个的跌翻。”（顾颉刚：《清代“经今文学”与康有为的变法运动》，《中国文化》1990年第3期，86-87页。此文本是顾颉刚于1927～1928年间在广州中山大学讲授“三百年来思想史”时有关康有为部分的讲稿，题目为王煦华所加。）顾氏此论对上引梁启超说的继承是明显的，但在行文中又体现出学术取向上的不同。）今文经学的出场，已成必然。今文经学经历了常州学派庄存与、宋翔凤、刘逢禄等人的经营，加之龚自珍、魏源（注：章炳麟说：“龚自珍不可纯称‘今文’， 以其附经于史与章学诚相类，亦由其外祖段氏‘二十一经’说，尊史为经，相与推移也（ 段氏《经韵楼集》有《十经斋记》，欲于十三经外，加入《大戴记》、《国语》、 《史 记》、《汉书》、《资治通鉴》、《说文解字》、《周髀算经》、《九章算术》为 二十 一经）。”又说魏源之学“杂糅瞀乱，直是不古不今、非汉非宋之学也”。（见章炳 麟： 《与支伟成论清代学术书》，傅杰编校《章太炎学术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1997年版，第340页。）可见道咸以降说今文经者，已不能纯守今文经家法，常流露 出明 显的史学倾向。对此，钱穆亦有所论述，谓：“章氏六经皆史之论，本主通今致用 ，施 之政事。其前有李恕谷，后有包慎伯、周保绪、魏默深，与实斋皆以游幕而主经世 。… …经生窃其说治经，乃有公羊改制之论。龚定庵言之最可喜，而定庵为文，故时袭 实斋 余绪者。公羊今文之说，其实与六经皆史之意相通流，则实斋论学，影响于当时者 不为 不深宏矣。近人误会‘六经皆史’之旨，遂谓‘流水账簿尽是史料’。呜呼！此岂 章氏 之旨哉！”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第433页。文中“近人”乃指梁启超 而言 ，参看钱氏《从黄全两学案讲到章实斋<文史通义>》，《中国史学名著》，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55页。）的发展，已渐成气候（注：有关今文经学 的研 究，可参看[美]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 》，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陈其泰：《清代公羊学》，东方出版社，1997年。）。 因笃 信今文，遂遍疑古文经传。康有为作为清朝今文经学的殿军，其所著《新学伪经考 》（ 注：学术界多认为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是受廖平的影响，如梁启超说：“有为 早年 酷好《周礼》，尝贯穴之作《政学通议》，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 《清 代学术概论》77页），进而有学者认为康氏书根本就是剽窃自廖平，如钱穆就曾说 ：“ 盖长素《伪经考》一书，亦非自创，而特剽窃之于川人廖平……非由寝馈之深而自 得之 也。”（见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13页。 ）但 也有学者认为康氏书与廖平毫不相干，如钱玄同说：“有人说他（按，指康有为）偷 了廖 平的成就，据为己有。……就《新学伪经考》这书而论，断不能与廖平的《今古学 考》 等书相提并论。廖氏之书，东拉西扯，凭臆妄断，拉杂失伦，有如梦呓，正是十足 的混 乱思想的代表，和‘考据’‘辨伪’这两个词儿断断联接不上。康氏这书，全用清 儒的 考证方法，这考证方法是科学的方法。”（钱玄同《重论经今古学问题》，《钱玄 同文 集》第四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页。）近更有陆振岳著文力主 此说 ，其结论似亦颇可信（参看陆振岳《关于康有为公羊学的渊源》，《华学》第四辑 ，紫 禁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312-327页）。）（1891）、《孔子改制考》（1898）等书中 的很 多观点在今天看来虽然荒诞不经，但在当时却引起极大震动，正如梁启超所形容的 是“ 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78页。），对20世纪学 术史 的影响也不容低估（注：陈寅恪曾深有感触地说：“曩以家世因缘，获闻光绪京朝 胜流 之绪论。其时学术风气，治经颇尚《公羊春秋》……后来今文公羊之学，递演为改 制疑 古，流风所被，与近四十年变幻之政治、浪漫之文学，殊有连系。……考自古世局 之转 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 可御 遏。”（《朱延丰<突厥通考>序》，《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第144 页。）陈氏此论揭了政治与学术之间往往具有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诚为卓识 。考察 20世纪诸学术思潮的消长及互相间的复杂关系，常与陈说若合符契。）。梁启超 曾参与 《新学伪经考》的写作（注：梁启超说：“有为弟子有陈千秋、梁启超者，并夙 治考证 学，陈尤精洽；闻有为说，则尽弃其学而学焉。《伪经考》之著，二人多所参与 ，亦时 时病其师之武断，然卒莫能夺也。”见《清代学术概论》第78页。），并对该书 的要点 及影响做了如下概述：
    《新学伪经考》之要点：一、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作。二、秦焚书，并未厄及六经，汉十四博士所传，皆孔门足本，并无残缺。三、孔子时所用字，皆秦汉间篆书，即以“文”论，亦绝无今古之目。四、刘歆欲弥缝其作伪之迹，故校中秘书时，于一切古书多所羼乱。五、刘歆所以作伪经之故，因欲佐莽篡汉，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义。诸所主张，是否悉当，且勿论，要之此说一出，而所生影响有二：第一，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动摇；第二，一切古书，皆须重新检查估价。（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