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黄二人在学术界的地位非比寻常，前者更是清末民初数一数二的国学大师，他们的意见虽偏激却颇能代表一部分学者的看法（注：据上引《太炎弟子论述师说》一文中姜亮夫所述，章氏曾对其说：“治小学为读书一法，偶采吉金可也，泛涉甲文以默契于我心，出之于谨严，亦可也，必以此而证古史，其术最工眇，要近虚造，不可妄作。”则章氏对于甲骨文似乎也并非全然不信，而学术界也流传着章氏晚年对甲骨文态度有所改变的说法，如李济就曾讲过这样一个传说：“有一件轶事有趣地记述了关于章太炎对待这些古代遗物，即殷代甲骨文的内心感受：‘在章太炎作生日那天，他的弟子黄季刚送了一份礼物，是用红纸包扎着的长方形东西，看去像一盒子点心。过后章打开一看，原来是一部罗振玉写的四卷本《殷墟书契前编》……’轶事的结尾仅提到，他弟子的这份礼物没被掷掉，被放置在自己的床头枕边。很显然他真的读了这些被他认为应判罪的假文字。”（见《安阳》37页）而章氏自己也曾说：“余解经与高邮同其旨趣，间或过之。并非古人读书不多，智能不够，盖当时坊闲所能供应之材料只有此数。余藉地下出土之力考证如许。若能继续出土，或有全部讲通之一日。”（任启贤：《章太炎先生晚年在苏州讲学始末》，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447页）这段记载如果可信的话，则表明章炳麟晚年对于出土文字材料的态度是相当积极的。杨树达在其日记中记载的另一件趣事，颇能反映黄侃对待甲骨文的复杂心态：“林景伊来，告余云：黄季刚于没前大买龟甲书读之。尝告渠云：‘汝等少年人尽可研究甲骨，惟我则不能变，变则人将诋讥我也。’……余谓，季刚始则不究情实，痛诋龟甲，不免于妄；继知其决非伪物，则又护持前错，不肯自改，又不免于懦矣。”（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积微居诗文钞》126页，1936年12月27日条。）关于黄侃晚年对甲骨文态度的转变，我们可以在新近出版的《黄侃日记》中找到直接的证据，如《量守庐日记》甲戌（1934年）三月十四日条下黄氏记“《甲骨学文字编》出书，试买之”，四月十四日条下记“得来熏阁书，即复令寄《贞松堂集古遗文续编》（并求《续补》）、《甲骨文字研究》”，在第二天（十五日）的日记中并记有对甲骨文“王”字的考释意见：“看《甲骨学》，有谓（古文王）象斧形者，……予谓不如言似海船铁猫尤为酷肖也。”（参看《黄侃日记》，第965、971、972页。））。
    以钱穆、柳诒征等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对甲骨文等地下新材料虽予肯定，但态度有所保留，认为不宜过分夸大其重要性。钱穆曾记载了他在北京大学讲授上古史时的一则趣事：
    又有人来书，云，君不通龟甲文，奈何腼颜讲上古史。余以此书告讲堂诸生，谓余不通龟甲文，故在此堂上将不讲及。但诸君当知，龟甲文外尚有上古史可讲。（注：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3页。）
    这件事不仅非常生动地说明了钱氏对于甲骨文的态度（注：但钱氏在《国史大纲》中讨论殷周历史时，亦不得不借助甲骨、金文材料，并对王国维、郭沫若等人的研究成果多有肯定与吸收。参看钱穆：《国史大纲》（修订版）第一编《上古三代之部》，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三版。详细的讨论还可参看傅杰：《钱穆与甲骨文及考古学》，《中华文史论丛》第6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48-307页。），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学术界各种学派和学说互相争胜，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
    在看待包括甲骨文在内的新材料与旧材料之间关系的问题上，陈寅恪曾过有如下阐述：
    历史的新材料，上古史部分如甲骨、铜器等，中古部分如石刻、敦煌文书、日本藏器之类。所谓新材料，并非从天空中掉下来的，乃指新发现，或原藏于他处，或本为旧材料而加以新注意、新解释。（旧材料而予以新解释，很危险。如作史论的专门翻案，往往牵强附会，要戒惕。）必须对旧材料很熟悉，才能利用新材料。因为新材料是零星发现的，是片断的。旧材料熟，才能把新材料安置于适宜的地位。正像一幅已残破的古画，必须知道这幅画的大概轮廓，才能将其一山一树置于适当地位，以复旧观。在今日能利用新材料的，上古史部分必对经（经史子集的经，也即上古史的旧材料）书很熟。（注：蒋天枢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96-97页。）
    类似的表述，也见于其所撰《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注：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30-231页。），可参看。傅斯年也有与上引陈寅恪所论极为相近的看法（注：参看傅斯年：《史料论略（史学方法导论）》，《史料论略及其它》，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而且更进一步指出“每每旧材料本是死的，而一加直接所得可信材料之若干点，则登时变成活的”，胡适对此说大为赞赏，称“此意最重要”，而傅氏能够做到这一点，也主要因为他“记诵古书很熟，故能触类旁通，能从纷乱中理出头绪来”（注：胡适：《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485页。另可参看桑兵《近代学术转承：从国学到东方学》，《历史研究》2001年3期。）。
    综上所述，20世纪上半叶的学术界具有空前活跃和自由的学术氛围，各种学派和学说互相交流和碰撞，为古文献新证研究的孕育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而对地下新材料与旧材料之间关系的理性思考，则为古文献新证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持。因此在疑古思潮的刺激和古史新证的影响下，古文献新证研究在20世纪遂得到了长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