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刘鹗在罗振玉的鼓动下编纂并出版了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专著《铁云藏龟》，该书共收录甲骨1058片。次年，著名学者孙诒让便在此基础上撰写出了第一部研究甲骨文的专著《契文举例》。关于这部书，学术界多数学者对其评价并不高。例如王国维购得《契文举例》手稿后，罗振玉谋为刊印（注：罗振玉在1916年12月20日致王国维信中说：“奉到惠书，快悉《契文举例》竟为公购得，惊喜欲狂，祈即日双挂号邮示。弟意即付之影印，书来即付照，四五日内即奉缴。公选其精者入《学报》，与原书并行，最佳。”（王庆祥、萧立文校注，罗继祖审定：《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因下文所引裘锡圭《谈谈孙诒让的<契文举例>》发表时，此信尚未公布，故裘文只是推测此信的内容，并无实证。特将此信揭之于上，供参考。），王国维在致罗振玉的信中说：
    孙仲颂《契文举例》当即寄上，惟此书数近百页，印费却不少，而其书却无可采，不如《古籀拾遗》远甚。即欲摘其佳者，亦无从下手，因其是者与误者常并在一条中也。上卷考殷人制度亦绝无条理，又多因所误释之字立说，遂觉全无是处。我辈因颂老而重其书，又以其为此学开山更特别重之，然使为书费钱至数百金则殊不必，公一观此书当与维同感也。（注：王国维：《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66-167页。）
    后经唐兰、裘锡圭等学者竭力表彰（注：参看唐兰：《天壤阁甲骨文存》第84片考释，辅仁大学，1939年，北京；裘锡圭：《谈谈孙诒让的<契文举例>》，《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36～342页。），才使该书的学术价值逐渐凸显。裘锡圭对孙诒让的学术成就总结说：“应该承认《举例》是甲骨文研究方面一部有重要价值的开创性著作。……考虑到孙氏写书时在资料等方面所受的限制，他所作出的那些贡献就更加值得后人珍视了。孙氏在古文字和古文献方面的学力决不在罗王之下。如果孙氏在甲骨文研究方面能有罗王所具备的客观条件，他所能作出的贡献大概是不会比他们小的。”（注：裘锡圭：《谈谈孙诒让的<契文举例>》，《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36～342页。）这应该是比较公允的意见。
    在早期甲骨文研究中，罗振玉和王国维的贡献是得到学术界公认的，所以人们也把这一时期的甲骨学称为“罗王之学”。罗振玉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甲骨文的搜集、整理和著录方面，他先后编纂了《殷墟书契》（1913）、《殷墟书契菁华》（1914）、《殷墟书契后编》（1916）等著作。另外，罗氏对于甲骨文的考释用力亦勤，著有《殷商贞卜文字考》（1910）、《殷墟书契考释》（1915）等。王国维的贡献则主要在于把甲骨文研究同古史研究结合起来，他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殷周制度论》等一系列著名论文，奠定了中国古史研究的基础。陈梦家说：
    罗氏对于卜辞辞句的通读与分类，是他胜过孙氏处；王氏又从辞句的通读与分类，更进一步结合卜辞于史地和礼制，亦即历史的考证。罗氏在《贞卜》序中所举的考史、正名、卜法的三个目标，他自己只做到正名的基础，卜法的研究一直到科学发掘以后才开始，而考史一目是王氏首先建立根基的。联系正名与考史，以纸上史料与卜辞相印证，是王氏所特别著重的。……王氏很少为诠释文字而诠释的，他在讨论《尚书》、古地理、礼仪制度、先公先王等等的题目下，为解决诸题目的关键所在而诠释文字。……王氏所释的字数只寥寥十余字，然他认识了早期的“王”字，对于卜辞全体的认识，是很重要的。他的“旬”字“昱”字的认识，解决了占据很多数量的卜旬卜辞。他认识了“土”字并以为假为“社”字，对于古代礼俗提供了新材料，我们由此而发现卜辞中的“毫社”。他分别了卜辞中“又”字有“佑”“侑”“有”的不同用法；他说明朔义与假义的分别如“我”字本象兵器，假借为人称。凡此皆足表示他在文字学上的精深之处。（注：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0-61页。）
    上引陈氏所论对王国维的治学特点及学术成就作出了恰当的评价和总结。
    与上述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致力于甲骨文的研究相比，在当时的学术界对甲骨文这一新材料还存在着另外两种态度：一种是干脆否认甲骨文的真实性，以章炳麟、黄侃为代表；另一种是虽承认甲骨文的真实性，但在研究中并不十分重视，以钱穆为代表。
    章炳麟在《理惑论》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颇能代表他对甲骨文的态度：
    近有掊得龟甲者，文如鸟虫，又与彝器小异。其人盖欺世豫贾之徒，国土可鬻，何有文字？而一二贤儒信以为质，斯亦通人之蔽。按《周礼》有衅龟之典，未闻铭勒；其余见于《龟策列传》者，乃有白雉之灌，酒脯之礼，粱卵之祓，黄绢之裹，而刻画书契无传焉。假令灼龟以卜，理兆错迎，璺裂自见，则误以为文字，然非所论于二千年之旧藏也。夫骸骨入土，未有千年不坏，积岁少久，故当化为灰尘。龟甲蜃珧，其质同耳。古者随侯之珠，照乘之宝，珧珌之削，余蚳之贝，今无有见世者矣。足明垩质白盛，其化非远，龟甲何灵而能长久若是哉！鼎彝铜器，传者非一，犹疑其伪，况于速朽之质、易霾之器。作伪有须臾之便，得者非贞信之人，而群相信以为法物，不其傎欤！（注：章炳麟：《国故论衡》卷上，浙江图书馆，1919年版。章氏相似的议论又见于《章氏国学讲习会讲演纪录》第一期《小学略说》（1935），参《太炎弟子论述师说》（载《一士类稿》）一文中孙思昉所引述。）
    文中所说的“贤儒”当指孙诒让而言，而所谓的“欺世豫贾之徒”、“非贞信之人”则显然是说罗振玉。章炳麟的弟子黄侃则把矛头直指王国维，他在日记中对王氏大肆谩骂：
    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眩耀后生。……始西域出汉晋简纸，鸣沙石室发得藏书，洹上掊获龟甲有文字，清亡而内阁档案散落于外，诸言小学、校勘、地理、近世史事者以为忽得异境，可凌傲前人，辐凑于斯，而国维幸得先见。罗振玉且著书且行贾，兼收浮誉实利，国维之助为多焉。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现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此近日风气所趋，世或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悬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于今矣！（注：黄侃：《黄侃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