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传统金石学的研究
    传统金石学的著录和研究在宋代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善，元、明两朝乏善可陈。到了清乾隆以后，社会安定，出土铜器、碑刻日渐增多，加之考据学家的重视，对金石铭刻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又蔚成风气。
    有清一代青铜器铭文著录之书，最初为朝廷所纂集。乾隆年间有所谓的“西清四鉴”，即《西清古鉴》四十卷、《宁寿鉴古》十六卷、《西清续鉴甲编》二十卷、《西清续鉴乙编》二十卷。这几部书因所收伪器太多，且摹写失真，使其学术价值大打折扣。但所谓“上好此物也，下必有甚焉者矣”，朝廷的提倡，无疑对金石学的重新兴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故而“海内士夫闻风承流，相与购致古器，搜集拓本”（注：王国维：《国朝金文著录表序》，《观堂集林》卷六，中华书局，1959年版。）。嘉庆以后，私人著录之风乃大盛。
    最早明确阐述金石文字对于经史研究的重要性并付诸实践的，当推乾嘉年间著名学者钱大昕。他说：“金石铭勒，出于千百载以前，犹见古人真面目，其文其事，信而有征，故可宝也。”正因为金石材料所具有的这种真实性，所以他强调“金石之学，与经史相表里”（注：钱大昕：《关中金石记序》，《潜研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14页。）。但由于受当时金文研究水平所限，加之钱氏本身不以考证先秦典籍见长，所以在他的著作中偶然有以金文同先秦典籍相印证的例子，也不见佳。
    道咸以降，随着金文研究的深入，利用金文校订和解读先秦典籍开始渐入佳境。出现了一些比较成功的例子如方浚益、刘心源根据金文把《尚书·费誓》“我商赉汝”中的“商”读为“赏”；孙诒让根据金文指出《尚书·洛诰》“王命作册逸祝册”“作册逸诰”中“作册”为职官名等。特别是王懿荣、吴大澄、方浚益、孙诒让等人根据金文几乎同时发现《尚书》“宁王”“宁武”“宁考”“前宁人”等文中的“宁”为“文”字之误，揭千载未发之覆，更为后世学者所艳称（注：参看裘锡圭：《谈谈清末学者利用金文校勘<尚书>的一个重要发现》，《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3～80页。）。因此，在当时就有学者认为：“《尚书》至今日无从得确据以定之。其理之至者，固可以孔孟程朱之说定之。其文之古者，则唯吉金古文可以定之。吉金之文亦唯《尚书》可以通之。”（注：陈介祺：《陈簠斋尺牍》第一册，陈敬第辑。转引自上引裘锡圭文。）以上这些成绩和观念，为20世纪古文献新证研究提供了知识和理论上的准备，这在王国维、于省吾、郭沫若等人著作中有充分的体现，同时也凸显了20世纪古文献新证研究同传统金石学研究之间的学术传承关系。
    二、地下新材料的发现与研究及其在学术界所产生的反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学术界正经历着由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蜕变所带来的阵痛。今文经学的最后挣扎终归失败，固然已经昭示了传统经学研究的行将就木，但其对古文经传的普遍怀疑和否定，又必将使当时正呼之欲出的“新史学”因材料上的先天不足而在日后发展中步履维艰，事实也正是如此。甲骨文在这个关键时刻被世人所发现，这一事件在学术史上的意义自然非同寻常。正是包括甲骨文在内的地下新材料的不断出土，为中国古史的重建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传统经学的研究保存了一线生机。
    正如李济所说，如果用长时段的学术史的眼光来考察，甲骨文在1899年被发现毋宁说是必然的：
    田野考古学者清楚地知道，至少早在隋朝，“殷墟”就被当作墓地使用了。证据表明，当隋朝人在此埋葬死者时，他们常发现埋藏在地下的刻字甲骨。如果那时的学者像19世纪的古文字学家一样有教养，发现了这埋藏的珍品，那末中国学者可能早在十三个世纪前就认识甲骨文了。这个假定根据的事实是现代发掘出来的隋墓，在覆盖这些隋墓的土层中，不止一次发现有刻字甲骨的碎片。我提及这一有趣的地层堆积，仅想表明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即在智力的发展中，都有其特定的、遵循着某种次序前后相接的阶段。19世纪末甲骨文被认为是一个重大发现，这个发现与其说是偶然的，不如说是学者们不断努力的结果。1899年发生的事是有长期的思想准备的。认清清朝的学术思想史是重要的，因为它提供了条件促使学者们得以达到了解和承认甲骨文重要性的成熟阶段。（注：李济：《安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10页。）
    与李济所论略有不同的是，顾颉刚认为19世纪末甲骨文发现后之所以能够迅速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更多地是由于历史观念的进步：现在发见了殷墟甲骨、新郑铜器，所以轰动全世界的视听者，正因今人的历史观念突过前人的缘故。若在那时（引者按，指西汉），单说“古东西，好材料”是没有用的，一定要拍上一个偶像才能收号召的力量。例如殷墟甲骨，不要说时代待考，须要说这是武丁举了傅说之后，祭祀上帝祖宗，傅说亲手刻上去的；新郑铜器，不要说是从无名氏的墓里挖出，你不妨说这是子产死了之后，家人把他日用的东西拿来殉葬的：那就有了经典上的大价值了。（注：顾颉刚：《古史辨》第五册《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7页。）
    另外，19世纪后半叶金石学逐渐发展成为古器物学以及石印术和照相术的传入都为甲骨文的发现、刊布和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注：参看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2页。）。
    有关甲骨文最早发现者以及发现的时间，在学术界尚有不同意见，比较可信的说法应该是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王懿荣第一个断定甲骨文为殷商文字并对有字甲骨加以购藏（注：有关讨论参看王宇信《甲骨学通论》第三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王宇信、杨升南主编：《甲骨学一百年》第二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据《清史稿·王懿荣传》称：“懿荣泛涉经史，嗜金石，翁同龢、潘祖荫并称其为博学”，而且据考证也是王懿荣第一个指出《尚书》中的“宁王”“宁武”等文中的“宁”为“文”之误字（注：裘锡圭：《谈谈清末学者利用金文校勘<尚书>的一个重要发现》，《古代文史研究新探》，第74-75页。）。可见，王懿荣能够发现甲骨文也不是偶然的。遗憾的是王氏在甲骨文发现后的第二年，即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自杀殉国，不然他一定会在甲骨文的研究上取得更多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