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以康有为学说为极端体现的清末今文经学的主要影响并非使早已“竭而无华”的“清学正统派”的“立脚点根本动摇”，而是使人们彻底放弃了“以经学救世”的幻想，传统经学至此气数已尽，不得不把盘踞了两千多年的学术主流和中心的地位让给史学，为“新史学”的建立扫清了最后的障碍（注：今文经学在政治舞台上的失败，并没有直接导致其在学术上的破产。一直到30年代，今文经学仍然在学界占有相当势力。据钱穆讲：“余撰《刘向歆父子年谱》，及去燕大，知故都各大学本都开设经学史及经学通论诸课，都主康南海今文家言。余文出，各校经学课遂多在秋后停开。但都疑余主古文家言。”（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0页。）据此可见当时传统经学思维模式尚未完全转变，而钱氏《刘向歆父子年谱》则起到了转移一时之风气的作用。）。而今文经学派对古文经传的全面怀疑和否定及其本身所具有的强烈的史学色彩，也为20世纪初疑古学派所继承而成为其重要的思想资源（注：参看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之《引论》及上编第五章《经今文学的兴起与贡献》，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王泛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允晨文化，1987年版；陈志明：《顾颉刚的疑古思想》，商鼎出版公司，1993年版。另外，还可参看顾颉刚：《清代“经今文学”与康有为的变法运动》，《中国文化》1990年第3期，86-89页。钱穆对此亦曾有所论述：“夫治经不能不通史，即清儒主张今文经学，龚定庵、魏默深为先起大师，此两人亦既就史以论经矣。而康长素、廖季平，其所持论，益侵入历史范围。故旁通于史以治经，筚路蓝缕启山林者，其功绩正当归之晚清今文诸师。惟其先以经学上门户之见自蔽，遂使流弊所及，甚至于颠倒史实而不顾。凡所不合于其所建立之门户者，则胥以伪书伪说斥之。于是不仅群经有伪，而诸史亦有伪。挽近世疑古辨伪之风，则胥自此启之。夫史书亦何尝无伪？然苟非通识达见，先有以广其心、沉其智，而又能以持平求是为志，而轻追时尚，肆于疑古辨伪，专以蹈隙发覆、标新立异为自表曝之资，而又杂以门户意气之私，则又乌往而能定古书真伪之真乎？”（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自序》，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6-7页。）上引钱氏所论，不仅客观地揭示了今文经学派与疑古学派之间在学术传承上的嬗变关系，而且对疑古辨伪的流弊痛加针砭，对今天的学术研究也具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
    道咸以降，理学逐渐挣脱汉学的压制，得到一定程度的复苏，学界也形成了普遍推崇宋代的风气。影响所及，民国初年的考据史学家多重视和强调对宋代学术的研究（注：其中陈寅恪所论从文化发展的宏观进程着眼，最为精辟。陈氏云：“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熏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譬诸冬季之树木，虽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阳春气暖，萌芽日长，及至盛夏，枝叶扶疏，亭亭如车盖，又可庇荫百十人矣。”（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245页。）另参看罗志田：《“新宋学”与民初考据史学》，《近代史研究》1998年1期。）。而宋代学术正是以史学见长，余嘉锡曾说：“清儒经学小学自辟蹊径，远过唐、宋，其它一切考证，则无不开自宋人，特治之益精耳。至于史学，不逮宋人远甚。乾嘉诸儒，鄙夷宋学，窃不谓然。”（注：余嘉锡：《古书通例·绪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王国维也曾说：“近世金石之学复兴，然于著录考订，皆本宋人成法，而于宋人多方面之兴味反有所不逮，故虽谓金石学为有宋一代之学，无不可也。”（注：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王国维遗书·静庵文集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75页。）因此，宋学的复兴，不仅是20世纪初中国学术发生经史易位的“内在理路”之一，也直接为古文献新证研究做了古文字学知识方面的准备。
    2.传统史学向近代“新史学”的演变
    清乾嘉年间，正是考据派经学研究声势最为煊赫，在学术界也得到最广泛的承认和尊重的时期。然而所谓盛极必衰，其流弊也日益显露，起而与之相争的有当时著名学者章学诚。其所著《文史通义》劈头第一句话便是：
    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注：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上》，《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旗帜鲜明地表明了其“以史学争经学”学术立场。章氏自己曾自负地说：“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注：《文史通义·家书二》，《章学诚遗书》，第92页。）但其学说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当时部分学者的共识，如袁枚就曾说：
    古有史而无经。《尚书》、《春秋》，今之经，昔之史也；《诗》、《易》者，先王所存之言，礼、乐者，先王所存之法，其策皆史官掌之。（注：袁枚：《史学例议序》，《随园文集》卷十。转引自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第473页。）
    所论与章学诚十分相近。章氏提出“六经皆史”的口号，代表着史学已不再自甘居于学术主流之外，正在向经学的正统地位发起挑战和冲击。章学诚的学说不仅对今文经学的兴起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一些观点也被20世纪一些史学家改造后加以利用（注：钱穆谓对此曾有所论述，谓：“章氏六经皆史之论，本主通今致用，施之政事。其前有李恕谷，后有包慎伯、周保绪、魏默深，与实斋皆以游幕而主经世。……经生窃其说治经，乃有公羊改制之论。龚定庵言之最可喜，而定庵为文，故时袭实斋余绪者。公羊今文之说，其实与六经皆史之意相通流，则实斋论学，影响于当时者不为不深宏矣。近人误会‘六经皆史’之旨，遂谓‘流水账簿尽是史料’。呜呼！此岂章氏之旨哉！”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第433页。文中“近人”乃指梁启超而言，参看钱氏《从黄全两学案讲到章实斋<文史通义>》，《中国史学名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55页。）。因此有学者说：“章学诚的登高一呼，代表着中国学术界演变过程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到了20世纪，史学与哲学已经无可逆转地取代了经书，成为现代中国学术的支配性框架。”（注：[美]艾尔曼：《中国文化史的新方向：一些有待讨论的意见》，见上引《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第1页。）
    1920年，梁启超署名“中国之新民”在日本所办的《新民丛报》上刊载其《新史学》各章节，这一般被视为近代“新史学”（或称资产阶级史学）的开端（注：参看吴泽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蒋俊：《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齐鲁书社，1995年版。）。作为清末今文经学家康有为麾下得力干将的梁启超，在20世纪初却又成了近代“新史学”的奠基人，其中固然不乏戏剧性，但细究起来，正体现了今文经学同历史学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却也合乎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注：参看王晴佳：《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方向性转折》，载《中华文史论丛》第六十二辑1-8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上海；葛兆光：《应对变局的经学--晚清对中国古典的重新诠释（一）》，载《中华文史论丛》第六十四辑1-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梁启超的《新史学》从名称到内容都体现了他超越旧史学传统、构建新史学体系的努力。史学的重要性，也被梁氏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注：梁启超在《新史学》一文的开头便说：“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载蒋大椿主编：《史学探渊》，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70页。）。这正体现了陈寅恪所说的“近20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注：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39页。）近代“新史学”的建立，是古文献新证出现的基本前提和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