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年中国新史学思潮的兴起，得益于日本史学界甚多。清季从日本翻译和编译了大量史书，其中包括了为数不少的以“文明史”、“开化史”命名的书籍，这些作品不仅是传播日本文明史学思潮的重要载体，且亦充当了晚清学堂的历史教科之用，对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和历史教育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目前这些文明史书籍颇不易觅得，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也相当薄弱。本文根据所搜集到的一些资料，拟对清末译自日人的文明史作品的出版、流传及影响，作一粗略的考察，希望能有助于这方面的探讨（注：笔者曾发表了《清季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介译初探》（《史学月刊》2003年第9期）、《清季汉译西洋史教科书初探》（《东南学术》2003年第6期）两文，因篇幅限制，未将以“文明史”、“开化史”命名的教科书列入讨论范围，本文可以说是续作。）。
    一
    中国学界对日本之文明史著作的了解至少可推至1898年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其中列有田口久松《日本开化小史》、福田久松《日本文明史略》、物集高见《日本文明史略》、元良勇次郎和家永丰吉合著《万国史纲》，同时还提到了日译本的西方文明史作品。1902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中向国人介绍日本史书时，对文明史推崇有加，他说：“文明史者，史体中最高尚者也。然著者颇不易，盖必能将数千年之事实，网罗于胸中，食而化之，而以特别之眼光，超象外以下论断，然后为完全之文明史。”（注：梁启超：《东籍月旦》，《饮冰室合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并简要介评了家永丰吉的《文明史》、永峰秀树所译基佐的《欧罗巴文明史》、高山林次郎的《世界文明史》、田口卯吉的《支那开化小史》和《日本开化小史》、白河次郎与国府种德合著的《支那文明史》。20世纪初在新史学思潮和学堂历史教育的推动下，近代学人开始从日本译介了为数不少的“文明史”、“开化史”著作。这类作品涉及的层面十分广泛，既有西洋史又有中国史，以近代的史学观念来编纂历史，特别是受到西方文明史学的影响，其内容不限于政治史、战争史，而把视线拓展到美术、哲学、法律、宗教、风俗等领域，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1903年清政府推行新式教育，大中小学校均设立“历史”一科，急需大量的历史教科书。这些文明史著作因叙述简洁，条理清晰，篇幅适中，多数充当了西洋史和中国史教科书之用，在各地学堂广泛流传，并且对当时中国人自己编纂的历史教科书亦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日本的文明史作品真正译介到中国，时至20世纪初大量知识分子赴日留学之后才出现。目前已很难统计当时翻译了多少种日本的文明史著作，这类著作译介时间大多集中在1903年前后，这段时期亦是晚清译书的一次高峰。当时除了译介日人所著的文明史之外，还翻译西人所著的日译本文明史作品，较有代表性的是法国塞奴巴的《泰西民族文明史》，系沈是中、俞子彝译自野泽武之助的日译本，商务印书馆1903年出版；英国巴克尔的《文明史论》则是林廷玉译自日译本《文明要论》，上海新民译印书局1903年发行。1903年苏州国学社曾出版过一种《西洋文明史要》，据《中外日报》刊登的出书广告，是书系自“西洋史各部选辑合撰而成”（注：《西洋文明史要》出现，《中外日报》1903年10月26日。顾颉刚回忆自己十一岁（1903年）在苏州“东来书社”第一次买书即《西洋文明史要》，并且还写了《〈西洋文明史要〉题词》（见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4页）。）。
    《支那文明史论》是中国最早译自日本的一种文明史作品，是书凡十章。此书篇幅很短，择其重点而论，“推论支那人思想性质、风俗政治变迁之理由，巨眼炯炯，上下千古，语语搔痒处，令读者有如梦初觉之感。”（注：《支那文明史论》广告，《普通学报》第3期，1901年。）《东洋文明史》则取材于白河次浪、国府种德的《支那文明史》和高山林次郎的《世界文明史》，影响相对较小（注：《东洋文明史》由萨幼实辑译，马君武作序，经郭奇远、马君武润饰，殷次伊校雠。）。《泰西民族文明史》与一般文明史重论断不同，“专纪事实，简易明了，其中是非任读者自为评断”，“洵学界之善本”（注：《泰西民族文明史·原序》，商务印书馆1903年印本。）。《西洋文明史》分七章，上起古代希腊、罗马，下讫近世史，叙述泰西文明进步之源委，以及种族之移殖，政教之沿革，哲学、科学、文学、美术之发达，“译笔尤瞻雅简洁，洵教科之善本”（注：《西洋文明史》出版广告，《中外日报》，1904年6月2日。）。本文将以绍述《中国文明小史》、《万国史纲》、《支那文明史》、《世界文明史》四种教本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