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日本之文明史作品译介到中国的意义基本是正面的。1903年《中国新史学·例言》评《中国文明小史》“为佳”，《支那文明史》“久脍炙人口”，《支那文明史论》亦“尚可观”（注：《中国新史学·例言》，上海镜今书局1903年。）。京师大学堂教习王舟瑶亦认为：“日人新编，较为简要，且多新识”，田口卯吉之《支那开化小史》，白河次郎、国府种德之《支那文明史》，“皆足备览”（注：王舟瑶讲述：《京师大学堂中国通史讲义·论读史法》（贰编），商务印书馆1904年。）。1908年《广益丛报》“教诠”一栏向学生推荐历史书籍时，特别提及《支那文明史》、《世界文明史》、《泰西民族文明史》（注：《教诠》，《广益丛报》第5年第10期，1908年6月30日。）。若从史书编纂形式来看，“文明史”似乎可以视为一种新的体裁，它要求历史研究不能局限于政治和战争，而应扩展到宗教、哲学、风俗、礼仪、建筑、文学等领域，重新认识它们的价值，而这些恰恰是传统史学忽视或重视不够的地方。高山林次郎在《世界文明史》中对中国传统史学提出了严厉批评，“自《春秋》以来，以史称者，不一而足，然皆非历史之正轨”，“所谓历史者，多不出政治史之范围。质而言之，不过数十王家兴亡之变迁史已耳。至一艺之著，一学之成，以及一切有关于文明之事，皆莫之表章。”（注：高山林次郎：《世界文明史》，见《政法类典·（甲）历史之部》，上海作新社1905年，44-45页。）这种认识无疑对梁启超等新史家产生一定的影响，启发国人反思传统史学的内在不足。1901年蔡元培认为我国史例有三种：记注、缉比、撰述。记注者，“据事直书”；缉比者，“整齐故事，实录历史”；撰述者，“抽理于赜动之中，得间于行墨之外，别识通裁，非文明史不足当之。”（注：见《蔡元培全集》第一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52页。）虽以传统史例“撰述”与文明史相比附，未必妥当，然反映了时人对文明史的偏爱。文明史又代表了一种新的史学观念。传统史学往往只注重历史本身的记载，而文明史则要求重建历史事实“互为因果，连绵总续”的关系（注：《中国文明小史·原序》，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印本。）。谢无量为《万国史纲》所作序中说：“吾国数千年不知有新史体，由左丘明至于今，所以为史者，交错相糺，不可悉纪，学者头白而不能究，是以民智日坐暗下”，旧史卷帙浩繁，国人望史却步，他主张采用“文明史”，着重论述历史“盛衰兴坏之故”、“文明变迁之大势”，根除旧史“庞芜而无条理”之病（注：谢元量：《万国史纲·序》，支那翻译会社1903年印本。）。通过译介日本的文明史著作，对更新近代学人的史学观念，推进新史学思潮的深入发展，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章太炎较早认识到文明史的长处，他在《新民丛报》1902年第13号上撰文指出：“顷者东人为支那作史，简略无义，惟文明史尚有种界异闻，其余悉无关闳旨。要之彼国为此，略备教科，固不容以著述言也。”（注：《章太炎来简》，《新民丛报》第13号，1902年8月4日。）他为了编纂一部中国通史，“日读各种社会学书”。章氏设想中的通史特别强调典志的重要性，“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则以典志见之。”他将典志列出了十二类：种族志、民宅志、食货志、工艺志、文言志、宗教志、学术志、礼俗志、章服志、法令志、沟洫志、兵志。十二志有半数是历代正史书志所无之名目，而属狭义“文明史”的范畴，即文化史。对典志分类如此之细，足见他对这部分内容的重视。章氏所设想的中国通史虽没有付诸实践，但他对文明史的好感未改初衷，他始终以文明史作为尺度来评判传统史学，1904年他在《訄书·尊史篇》中说：
    自唐而降，诸为史者，大氐陈人邪！纪传泛滥，书志则不能言物始，苟务编缀，而无所于期赴。何者？中夏之典，贵其记事，而文明史不详，故其实难理。……非通于物化，知万物之皆出于几，小大无章，则弗能为文明史。（注：章炳麟：《訄书》，三联书店1998年，第315页。）
    返照传统史学，“陈人”、“苟务编缀”、“贵其记事”的弊病就凸显出来了，历史只是少数人的纪传而忽视了人类生活的其他诸多方面，历史事实之间“原始要终”的因果关系很少被关注，而这些恰是文明史尤为强调的。
    1903年2月支那翻译会社出版了“支那少年”（注：据郑逸梅《艺坛百影》中《黄炎培的著作》一文，此书系黄炎培、邵力子、张伯初三人编译。）编译的《支那四千年开化史》。《新民丛报》第32号“介绍新书”栏目向读者推荐该书说：
    溯世界文明古国，吾国居一焉，开化之早，较之印度、埃及、希腊等国，未遑多让也。徒以群治不进，有其先者而无其继，遂使数千年来史界想象，黑暗昏黯，一若逆乎公理，不进化而退化焉。本书据日本市村、泷川两氏所著之《支那史》，去其廿四姓家乘之事实，而刺取其关于文明之进步者，编译而成。上自太古，下迄今兹，凡分九章。第一章曰地理，第二章曰人种，第三章曰太古之开化，第四章曰三代之开化，第五章曰秦汉三国之开化，第六章曰两晋南北朝之开化，第七章曰隋唐五代之开化，第八章曰宋元之开化，第九章曰明清之开化。每章复分为制度、学术、宗教、技艺、产业、风俗等类，类别明析，条理井然。吾国今日无佳史，得此亦庶足供浏览，若用以为教科书，亦一善本也。
    这则广告对《支那四千年开化史》一书作了颇为详细的介绍。编译者痛感传统旧史于“兴灭成败之迹，月舌月舌千万言不能尽”，而于“文化之进退，民气之开塞，实业之衰旺，概乎弗之道”，所以取日本市村瓒次郎、泷川龟太郎所著《支那史》“关系于文明之进步者”，删其芜，补其阙，正其误，编成此书（注：《支那四千年开化史·弁言》，支那翻译会社1903年印本。）。是书颇受欢迎，多次重版，曾作为中学历史教科书使用（注：《支那四千年开化史》1906年6月广智书局第4版发行，封面页题“中学历史教科书”；1906年成都局新印行之《中国开化史》，封面题“中国开化史”，而内题“中国四千年开化史”，内容与《支那四千年开化史》完全相同。）。
    1903年东新译社出版了曾鲲化编译的《中国历史》（上），当时学界和出版界给予了高度评价（注：参考俞旦初：《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76-79页。）。该书的“体裁之界说”：
    一、仿泰东泰西文明史及开化史例。分通部为若干编，编区以章，章画于项，项附于节。编界一大世变，章界一小时变，而项多系一事，节概限一意，提纲挈领，脉络厘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