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文明小史》原名“支那开化小史”，日本田口卯吉著，最初先分卷出版，后有合本再版（注：明治16年8月16日卷之一、二、三、四版权免许，明治21年2月8日卷之五版权免登录，明治23年8月11日合本印刷，同年8月19日合本再版，同年12月25日订正。），完整版本是明治二十三年（1890）八月的再版本，著作兼印刷者田口卯吉，发行者盐岛仁吉，印刷所秀英舍。附岛田三郎、小池靖一、末广重恭“批语”（皆用汉文），田口卯吉和中根淑所作“跋”。日文本的眉端有用汉文写的评骘之语，与正文相得益彰。是书首例言，分15章：从开辟至周代、从春秋战果至秦一统天下、从秦一统天下以至灭亡、从秦之亡至西汉之兴、从西汉之兴至其亡、从汉家外戚之情形至王莽之亡、从后汉之初至其亡、从三国至晋一统天下、从晋经南北朝至隋之亡、从唐初至其亡、五代、从宋初至其亡、从元初至其亡、从明初至其亡、总评。1902年广智书局出版了中译本，名《中国开化小史》，刘陶译。田口卯吉是19世纪后半期日本文明史学的代表人物，他与福泽谕吉一起开创了日本文明史学派，在日本史学界甚至对20世纪初中国史学界都有相当大的影响。田口卯吉的《日本开化小史》是日本文明史学的典范性著作，是受巴克尔《英国文明史》一书启发下的产物（注：黑板胜美为田口卯吉《日本开化小史》一书所作序言中指出：“这本《日本开化小史》，是博士读了一种西洋文明史而后构思撰述的。大概是受了巴克尔的文明史等影响而引起著述的动机，也未可知。……明治时代能够称为文明史体裁的历史，实以此日本开化小史为嚆矢。再广泛地说，明治时代的著述，其以西洋的学问为基础而研究日本固有之历史与文化者，要以此书为嚆矢。”（见田口卯吉著、余又荪译：《日本开化小史·序言》，商务印书馆1942年。））。他以近代西方史学观念来撰写《中国文明小史》，给当时中国史学界带来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田口氏指出，“人情风俗及事情之变迁，多发成于冥冥之间，其关系于史上，殊为紧要，非战乱斗争杀人烧家之比也”，而中国史家重历史事实，虽对兴废存亡之理颇有卓见，然不齿为文，所以中国史书“令读者有龙飞云际首尾不相连续之感”。（注：《中国文明小史·原序》，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印本。）这在一定程度上揭露出了中国传统史学的某些弊病。《中国文明小史》非鸿篇巨制，着重笔墨论述中国历史变迁之大势，他考察中国历史之后，得出一个结论：
    中国人民常苦于专制政治之弊害，从周以前数千年间，埋没于封建乱离之祸害时代也。从秦以后，二千余年，沉沦于专制政治之腐败时代也。而中国之人，又未曾预防此弊害，别发一制度，故于封建乱离之祸害，不可耐，乃一扫之而为专制政治，及专制政治之弊害不可耐，乃一扫之而归于叛乱，分裂反复，中国人民历史不过此数事而已。其和平时则必有不忍见之腐败，其乱离时则必有不堪闻之斩杀，茫茫四千年，亦血肉交战之场而已，读者盖不能不戚然于心。当其升平也，诗歌、文章、经学之类非无发达者，然皆贵族隐遁之流，以慰其闲散之心，不足多也，然其于政治则未有别开生面而越于专制政治之外者。不然，则以四亿人之邦国，何至如此之境也。呜呼！支那人民自苦久矣，何不于专制政治之外，开一大活眼，以致其幸福哉！（注：《中国文明小史·总评》，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印本；田口卯吉此论可能受盂德斯鸠之说的影响。《法意》第七卷第七章“支那奢侈之敝”亦有相似的观点（参见严复译：《法意》，上海商务印书馆31年初版）。）
    这种见解在20世纪初真可视为“伟论”了，被当时多数留日学生所接受。
    梁启超对此书推崇备至，“其论则目光如炬，善能以欧美之大势，抉中国之病源，诚非吾邦詹詹小儒所能梦也。”（注：梁启超：《东籍月旦》，《饮冰室合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新民丛报》向读者介绍该书说：“彼以其新学说新眼光，观察吾中国数千年治乱兴亡之由”，“论断数千年之史迹，目光如炬，读之可辟一新境界。”（注：《中国文明小史》广告，《新民丛报》第1号，1902年2月8日。）1903年《新学书目提要》论及此书，对原书的思想有所发挥，“通雅斋舍人”道：
    泰西列国战争愈烈者，文明之程度愈高。而中国则战争之前，民之明义务者，恒多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其富于自治之精神，丰于平民之思想为何如，至其后战争愈多，民见愈愚，民志愈卑，戢戢于专制之下，无纤毫发达之思想。盖泰西之战为公民而战，中国之战为一人而战，易姓者一人，吾民以血肉相搏者曾无丝毫之益，或变本加厉焉。（注：《新学书目提要·历史类》卷二，通雅书局1903印本。）
    这种认识在当时应是难能可贵的，从中亦可见此书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田口卯吉道出了原先压抑在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心中欲发而不能的声音，引起他们强烈的共鸣。柳亚子年轻时读到该书，感慨万分，说《中国文明小史》掊击专制，不遗余力，“诚近今历史界上一杰作”，又说：“茫茫禹域鼻息如露，而全岛夷策士为我国民作借箸之谋，我同胞其愧也未。”（注：《磨剑室读书记》，见《柳亚子先生文集：磨剑室文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3页。）近代知识分子那种无奈的心态恐怕只有当事人才能品出其中滋味。
    《万国史纲》，日本家永丰吉、元良勇次郎合著，邵希雍译，谢无量作序，上海支那翻译会社1903年6月发行。是书一册分三编，上古编三章：曰古代东洋、曰希腊、曰罗马；中古编二章：曰暗黑时代、曰复兴时代；近世编二章：曰宗教改革时代、曰政治革命时代，迄至美国南北战争。此书尤关注于各国的政治、学术、工艺、宗教、文学等文明史之内容，“虽于王侯将相之事迹，征战之实谈等，不能尽详。至于历史之对于世界文明，有如何影响，则一一论究，莫或遗焉”，原著者认为该书称为《万国文明史纲》亦无不可（注：《万国史纲·凡例》，支那翻译会社1903年印本。），所以本文将此书列入文明史的范围讨论。梁启超也认为是书“最重事实之原因结果，而不拘拘于其陈迹”。（注：梁启超：《东籍月旦》，《饮冰室合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该书大为时人所嘉许，“欲知万国文明之变迁，且研究二十世纪之新史体者，不可不人手一编。”（注：《万国史纲》出版广告，《中外日报》，1903年7月1日。）《万国史纲》本为教科之用而撰，所以篇幅适中，翻译出版后，学部鉴于此书通体叙述简明，颇挈纲领，而于历代之政治、学术，则再三致详，可谓“繁简得宜，采撷有法”（注：《审定书目：书目提要》，《学部官报》第57期，1908年6月19日。），被部定为历史教科书使用。1904年《中外日报》为再版《万国史纲》刊登出书广告说：
    是书去年五月间初印二千部，大受一般学者之欢迎，谓原书体制完密，译笔亦复明锐雅洁，于新史学界放无量数异彩。今复补印二千部，披沙炼全，益求美备。（注：再版《万国史纲》广告，《中外日报》，1904年3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