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值时势之大变迁，则别视线为二：一叙社会大势之成行，一记社会开化之事迹。读者两两相照而玩求之，则古今社会文明之渊源，其庶几矣。
    一、叙述体例：一面为纪事本末的，一面为批评推断的。单刀赤手，出入古今。
    缘于此书“仿泰东泰西文明史及开化史例”，故全书在内容安排上，每篇都立有专章讨论开化与地理之关系、文明史、社会、国民，包括教育、学术、政治、外交、武备、地理、宗教、风俗、实业、财政、交通、美术诸要点。该书深受文明史作品的影响无须赘言，它本身就是一种很典型的文明史著作，更确切地说，是“日本式”的文明史作品。
    日本文明史著作尤其是文明史的编纂形式，对中国近代史学有深远的影响。当年直隶留日学生向国人介绍日人历史教科书编纂法时指出，编纂历史分为两种：一重近代史，二是重开化史。文中引伏尔泰之语道：“真正之历史，不外风俗、习惯、法律、技艺及人心进步数端，不明乎此，不可以造国民。”所以历史应该明了“国家、社会、文化所以变迁发达之故，使读之者晓然天下万事皆人类之所创造，自狩猎时代，以至文明时代，无不遁推遁进，反乎此未有不衰亡绝灭者。”（注：《教科书编纂法·历史编纂法》，《直隶教育杂志》第11期，1905年8月30日。）日本文明史学是在西方文明史学特别是伏尔泰、基佐、巴克尔等文明史家的作品直接影响下而兴起的，对于打破传统史学一味着眼于政治史、军事史的狭隘观念，拓展历史研究的领域和视野，具有重要意义。但多数日人所著文明史作品与西方文明史家的论著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形似而神不似”，明显存在公式化的倾向，机械地叙述学术、宗教、风俗、产业等方面的内容，无法从整体上反映出一个国家、地区文明演进的内在规律，诚如批评者所言：“唯于是等之书，而寻文明发达之理路，则又甚难之事也。”（注：《世界文明史提纲·绪论》，《大陆报》第1年第3期，1903年2月7日。）日本式的文明史编纂特点曾对中国自编历史教科书发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吕瑞廷、赵壁编写的《新体中国历史》，这种自编历史教科书在20世纪初年流传相当广泛。此书每篇之后都有开化史，如第一篇秦汉三国史，第五章即“秦汉三国之开化”，此章又分六节，分别是制度、学术、宗教、技艺、产业、风俗。事实上，诸如《新体中国历史》之类的史书，从编纂方法上看，无非就是政治史再点缀部分文化史内容构成，似乎未得西方文明史学的神髓。政治与文化彼此难以分别，互相有因果关系，思潮之变迁会影响到政治之变迁，因政治之变迁，思潮亦受其变动。所以，后来批评者认为以前旧的历史课本，上古史完了，然后接着讲讲上古之制度，上古之宗教，上古之风俗；又接着南北朝之兴亡，隋唐之盛衰，五代之沿革；又接着中古之学校，中古之社会，中古之产业等等，使读者误认为“政治自政治，文化自文化”，如同两种历史书一样，且其中记载，双方又绝不顾到（注：陆惟昭：《中等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辑商例》，《史地学报》第1卷第3号，1922年5月。）。翻检那个年代的日本教科书和中国人自编历史教科书，确有此弊病。近代中国人自己编写的历史教科书或多或少都留有日本式文明史的痕迹。甚至到了国民初年，仍有学人强调本国历史教授应采用“传记体”和“开化史体”（注：《实用各科教授法讲义》，上海中华书局1915年初版，1925年20版，第67页。）。民国期间以及建国后所出现的一些通史，我们还可以发现日本式文明史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