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黄石林。陶寺晚期龙山文化与夏文化。文物世界，2001，（6）：23～31.）。出土石磬的地点为河南禹县阎砦（注：匡瑜等。禹县阎砦龙山文化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18.）、山西五台阳白（注：山西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山西五台阳白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7，（4）：46～57.）、闻喜南宋（注：李裕群等。山西闻喜县发现龙山时期的大石磬。考古与文物，1986，（2）：94.）、襄汾陶寺（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1）：30～42.）等4处，皆为特磬。阎砦遗址出土的特磬形状如璜，除底边弧曲外，其余各边基本平直，倨句顶平，其下琢钻一圆形悬孔。阳白遗址出土的特磬平面近于不等边梯形，表面较平整，有固定的打击点，加工方法以打制为主。南宋遗址出土的特磬表面虽经磨光，但不甚规整，鼓部较薄，股部较厚，在中间偏向股部一侧的上部对钻一圆形悬孔。陶寺遗址出土的4件特磬分别出自M3002、M3015、M3016、M3072等4座大墓中，其中，M3002∶6特磬略呈凸五边形，股部较厚，鼓部较薄，磬身上部有一悬孔；M3015∶17特磬器表粗糙，未经磨光，上端钻一孔；M3016∶39特磬磬表有琢磨和打制印痕，磬体两端一宽一窄，顶中部略凹，底呈孤线形，一面中部略凹，另面局部略显鼓凸，中部较厚，边缘较薄，磬身对钻出两个透孔；M3072∶10特磬修磨精细，磬体规整，局部表面光洁，器体中部折断，只余残半。此外，在襄汾大崮堆山还采集两件石磬坯，两磬皆为打制，表面凹凸不平，无悬孔，声音清脆（注：陶富海。山西襄汾大崮堆山发现新石器时代石磬坯。考古，1988，（12）：1137.）。陶钟出土于长安斗门镇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址（注：修海林，王子初。看得见的音乐乐器。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41.），外形呈长方形，横削面近似椭圆形，中空，顶部有柄，柄把与钟体相接处有两个圆孔，前后壁稍薄，两侧壁稍厚。出土陶铃的地点有山西襄汾丁村（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襄汾县丁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1，（10）：882～891.）、襄汾陶寺（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1）：30～42.）、河南汤阴白营（注：安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汤阴白营龙山文化遗址。考古，1980，（3）：193～202.）、禹县瓦店（注：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禹县瓦店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3，（3）：37～48.）等，其形制基本一致，为合瓦体，平顶，顶上有一到二个数量不等的悬舌小孔。另外，陶寺遗址还发现一件铜铃，出土于成年男性墓主的腿裆中间，形制同于陶铃（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首次发现铜器。考古，1984，（12）：1069～1071.）。陶号发现于河南禹州谷水河，形似牛角，一面扁平，一面弧鼓，口部椭圆，尾部尖角，吹音口附近有一用于穿挂的小孔（注：王子初。号角。乐器，2002，（2）：64～65.）。
    （二）海岱区
    海岱区是一个历史文化区概念，它的地理范围包括山东全境、苏北、皖北、豫东等地区。目前发现的乐器主要出自山东和苏北两地，分属于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三个前后相继的考古学文化。
    北辛文化的乐器有陶鼓、陶铃两类，皆出自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汶口续集——大汶口遗址第二、三次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1997：45～56.）。陶鼓共5件，仅一件完整，为方唇、敛口，上腹呈圆筒形，中腹饰一圈半圆形附加堆纹，下腹略鼓并附对称的环行双耳，耳旁各穿一圆孔。陶铃器形正面呈梯形，喇叭口，横截面呈椭圆形，平顶上有两个小圆孔，正背两面靠近顶部各有3个小孔。
    大汶口文化的乐器种类有陶鼓、陶埙、陶号、陶笛、龟响器、陶铃等。出土陶鼓的地点有山东邹县野店（注：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邹县野店。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1～190.）、泰安大汶口（注：a.山东省文物管理处等。大汶口。北京：文物出版社，1974：1～164.
    b.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汶口续集——大汶口遗址第二、三次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1997：45～56.）、兖州王因（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王因——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270～272.）、广饶五村（注：刘桂芹，王建国。山东上饶县五村遗址发现大汶口文化陶鼓。考古，1997，（12）：28.）、青州桃园（注：何德亮。山东史前乐器初探。中原文物，2003，（4）：14～23.）、江苏邳县大墩子（注：a.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四户镇大墩子遗址探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2）：9～29.
    b.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集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27～41.）、邳县刘林（注：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65，（2）：9～34.）等遗址。陶鼓多呈桶形，口微敞，口沿外饰一周乳丁状凸钮，平底，器壁或器底有数量不等的漏孔。按形制和纹饰，陶鼓可分六式：Ⅰ式口沿外饰乳钉状凸钮，器身呈桶状，上宽下窄，下腹微折，折腹处附三个环状足，有穿孔一个，平底，腹部和底部各有穿孔一个，腹身着红色陶衣，上绘四个白彩长方框，白框内填白色大圆圈，色彩鲜艳。此鼓为大汶口文化流行样式，主要见于山东邹县野店遗址。Ⅱ式为直筒形，腰下作大圆底，腰侧有一圆环状把手，口沿外设一周乳钉状凸钮，腹壁和底部有圆形小孔多个。在环状把手的腹部，绘有深褐色和白色相间的平行带纹。Ⅲ式为方唇、鼓腹、小平底，口沿外饰一周乳钉状凸钮，器腹中部绘有深褐色和白色相间和瓣平花纹图案。Ⅳ式为侈口，方唇，深腹，近底部稍鼓，平底，沿下有一周较大的喙状突，中腰一周有五个散音的圆孔，底部下中亦有一孔。Ⅴ式器形不甚规整，侈口，束颈，直腹，近底部折收为平底，颈部有一周15个乳丁纽，腹部两侧上下各有2个散音孔，底部正中有一孔。Ⅵ式为尖唇，敛口，束腰式长桶腹，上腹部近口饰一圈鸟喙形附加堆纹凸泥饰，下腹内折呈大圜底，腹和底部各穿有小圆孔，腹部的孔作两两对称分布，底正中有一小孔，腹部用白色、深红色和熟褐色等三种彩色分两层绘弧线三角纹和卵点，组成四瓣花图案。陶埙计2件，皆出土于邳县大墩子遗址（注：a.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四户镇大墩子遗址探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2）：9～29.
    b.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集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27～41.）。其中一件形似兽形，两端分别塑成兽头和兽尾，中空，两端有小孔；另一件形似小鸭，器身两侧有三孔，底部和尾部各有一孔。陶号共土4件，分为牛角形和羊角形两种。陶牛角号发现于山东莒县陵阳河（注：山东省文物考古所等。山东陵阳河大汶口文化墓葬发掘简报。史前研究，1987，（3）：62～82.）和大朱家村（注：山东省文物考古所，莒县博物馆。莒县大朱家村大汶口文化墓葬。考古学报，1991，（2）：167～179.）两处遗址，其中陵阳河遗址出土2件（79M19∶25、79M7∶15），大朱家村发现一件（79M26∶20）；陶羊角号发现于泰安大汶口，形似羊角，器形较牛角号要小（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汶口续集——大汶口遗址第二、三次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1997：45～56.）。陶笛仅见一例，发现于陵阳河遗址，编号为79M17∶157，该器呈酒杯状，细直柄，中空，柄对侧各有一孔，可吹奏四个不同的乐音，音响与竹笛音质相似（注：a.曲广义。笛柄杯音乐价值初考——对笛柄杯柄部的研究及推测。齐鲁艺苑，1986，（5）：31～34.
    b.王树明。山东莒县河大汶口文化墓葬中发现笛柄杯简说。齐鲁艺苑，1986，（5）：52.）。龟响器在山东泰安大汶口（注：a.山东省文物管理处等。大汶口。北京：文物出版社，1974：1～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