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汶口续集——大汶口遗址第二、三次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1997：45～56.）、邹县野店（注：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邹县野店。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1～190.）、兖州王因（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王因——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270～272.）、茌平尚庄（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茌平尚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5，（4）：465～486.）、江苏邳县刘林（注：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65，（2）：9～34.）、大墩子（注：a.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四户镇大墩子遗址探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2）：9～29.
    b.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集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27～41.）等遗址皆有发现，一般是腹甲和背甲共出，内装小石子等，龟甲上多有穿孔。
    龙山文化出土的乐器有陶埙、陶铃、陶响器等。出土陶埙的遗址有山东潍坊姚官庄（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姚官庄遗址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5）。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1～83.）、禹城邢寨汪（注：德州地区文物考古队。山东禹城县邢寨汪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83，（11）：966～972.）两处。姚官庄遗址出土的陶埙呈圆球形，内空，顶部中央有一个圆形吹孔，近旁一侧有一按音孔。禹城邢寨汪遗址出土的陶埙呈卵形，平底，一端略尖，有一吹孔，腹有两音孔。陶铃仅在山东章丘宁家埠遗址发现一件，器形正面略呈方形，椭圆形口，顶部有两孔，器表饰人面纹。出土陶响器的地点有山东日照东海峪（注：日照市图书馆，临沂地区文管会。山东日照龙山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86，（8）680～702.）、章丘城子崖（注：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编写组。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东卷。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胶南西寺村（注：《中国文物精华》编写组。中国文物精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等，东海峪遗址出土的陶响器器形中凸边薄，平面呈椭圆形，上镂4个小圆孔，周边有两处用手捏制的凹口，剖面似杏核形，内空，里面有多粒陶丸。城子崖遗址出土的陶响器形状如龟，扁圆器身分制成阴阳两面，阳面磨光凸起形似龟背，阴面粗糙略凹形似龟腹，器身长条形的突形似龟头、龟尾、龟足，内空并装有数粒陶丸。西寺村遗址出土的陶响器形似蚌壳，内空，器身下腹有4个规则的小孔，内装数粒泥丸。
    （三）甘青区
    该区主要在甘肃、青海境内，以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为代表。马家窑文化的乐器种类有陶鼓、陶响器、陶哨铃等，其中陶鼓和陶响器是该文化最为流行的两类乐器，不仅数量多，而且有各种不同的造型。出土陶鼓的地点主要有有甘肃永登乐山坪（注：a.尹德生等。原始社会晚期的打击乐器——兰州市永登乐山坪陶鼓浅探。史前研究，1988：152～162.
    b.马德璞等。永登乐山坪出土一批新石器时代陶器。史前研究，1988：203～211.
    c.尹德生，甘肃新发现史前陶鼓研究。考古与文物，2001，（2）：31～35.）、通渭李家坪（注：何钰。定西地区出土的陶质乐器。文物，2001，（5）：48～50.）、牛家沿（注：何钰。定西地区出土的陶质乐器。文物，2001，（5）：48～50.）、定西堡子坪（注：何钰。定西地区出土的陶质乐器。文物，2001，（5）：48～50.）、陇西堡子坪（注：何钰。定西地区出土的陶质乐器。文物，2001，（5）：48～50.）、青海民和阳山（注：青海省文物工作队。青海民和阳山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4，（5）：388～395.）等。陶鼓可分为三型：A型呈喇叭形，有上下两口，上口较大，口沿外饰一周鹰咀状钮，下口较小，口部微收，中部为直筒形，在器身两端有一环纽，外壁施黑红两色彩绘，图案有三大圆圈连续漏纹、三角形锯齿纹、平行锯齿纹、网格纹等。此鼓是马家窑文化中最为常见的类型，目前发现的数量已有30余件。B型为圆锥状，侈口，束腰，折腹，尖底，通体饰绳纹，口沿以下颈腹部饰十几个尖状乳丁纽，腹部有一散音圆孔。C型为深腹、平底陶鼓，直颈较长，折腹或弧腹，口沿外饰一周方形扳钮，肩、腹部有1～2个散落圆孔。陶响器的出土地点有甘肃皋兰东乡（注：尹德生。甘肃出土的几件原始打击乐器。西北史地，1987，（2）：91～95.）、糜地（注：陈贤儒，郭德勇。甘肃皋兰糜地趼岘新石器时代墓葬清理记。考古通讯，1957：7～8.）、兰州红谷土谷台（注：甘肃省博物馆等。兰州土谷山——马厂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83，（2）：191～222.）、临洮寺洼山（注：夏鼐。临洮寺洼山发掘记。中国考古学报，1949，（4）：95～101.）等，其形制各异，可分为四型：A型主体呈穹窿型，平底，中空，内有陶质或石质弹丸若干，器底和器身有大小一致的小孔。B型器形呈橄榄状，略扁，中空有丸，器身有4个小孔。C型主体呈圆筒状，内空有丸，上下两头略向内收，中部稍稍突起，其上自然延伸一个扁平的弓耳形握柄，与上面之间镂空。D型为圆头、细直柄、小喇叭尾，形似哗啷棒，圆头中空有丸，无孔眼，器身绘有竖条纹和十字纹。陶哨发现于甘肃泾川刘家沟，该器塑半胸式像，兽头上部已经残，尚存鼓出的双眼下半部，宽嘴露齿。平底处及背后各有一孔，空腹，内装石子，摇之作响，吹气入孔，则可发声（注：吴诗池。中国原始艺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6：140.）。
    除乐器之外，马家窑文化还发现两件舞蹈纹彩陶盆，一件出土于青海大通孙家寨遗址，另一件出土于青海宗日遗址，皆为马家窑文化彩陶盆上的舞蹈图案画（注：a.青海文物处考古队。青海大通县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文物，1978，（3）：48～49.
    b.青海文物管理处等。青海同德县宗日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8，（5）：1～14.）。孙家寨彩陶盆舞蹈图案位于盆内壁上部，共绘有相同的三组舞蹈图案，每组5人，画中舞者手牵着手，面向左方，头饰摆向右方，尾饰摆向左方。宗日彩陶盆所反映的内容与之类似，于盆内壁精绘两组舞蹈人像，每组12人，均着宽松短裙。舞蹈图案彩陶盆这种整齐划一、牵手而舞的群舞形象，生动再现了文献中记述的“击石拊石，百兽率舞”那种欢乐热烈的舞蹈场景。
    齐家文化是马家窑文化的后继者，目前发现的乐器种类有陶鼓、陶响器和石磬三种。陶鼓发现于甘肃庄浪程家小河村，形制同于马家窑文化A型喇叭形陶鼓（注：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编写组。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甘肃卷。郑州：大象出版社，1998：127.）。陶响器的出土地有甘肃永靖大何庄（注：J.G.Andersson，Prehistoric Sites in Honan，P.68，PL.72，1947.）、通渭张家湾（注：何钰。定西地区出土的陶质乐器。文物，2001，（5）：48～50.）、定西渭源灰堆山（98）、张家湾（注：何钰。定西地区出土的陶质乐器。文物，2001，（5）：48～50.）等遗址，按形制可分四型：A型体似覆豆，侈口，束腰，高圈足，豆柄中央有一小孔，内装弹丸。B型为圆球形，厚壁空心，内装沙粒，器表有多个镂孔。C型为带柄球体，柄把已残缺，腹中空，内置小丸，器表镂刻30多个小孔。D型为圆柱体，直腹，有上下底，壁腹中央有2个穿孔，空腹置丸。石磬仅一件，发现于青海乐都柳湾遗址，该石磬呈三角形，单孔，一端已残，敲之有声（注：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等。青海柳湾。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232～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