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0月宋美龄在纽约辞世，其遗产仅有10多万美元（注：笔者2003年8月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查材料时，曾就近参观宋美龄所住的公寓楼。这是一栋并不怎么显眼的楼房，这种有几十年历史的公寓楼在曼哈顿比比皆是。宋美龄晚年赴美后主要靠孔家后人，即其外甥、外甥女养老，应是事实。），这件事使中国大陆人士颇感惊异。以往，随着历史真相的不断揭示，人们已知蒋家、陈家并没有多少财产，而断定孔、宋两家特别是宋美龄拥有巨额私人财富。现在看来，宋美龄并没有多少私产。至于宋子文，其第一手史料已可在史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查询，史实也会逐渐披露。所谓的“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家族个人资本，国营资本，还是二者兼而有之？这一提法是就经济意义而言，还是蒙上了更多的政治色彩？这些都需要今天的学者们去重新考虑、 分析、研究。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有人对中国的“官僚资本”问题进行研究和阐释。抗战胜利后国共斗争日趋激烈，共产党方面正式提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一说并对之加以批判。从那以后直到今天，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学术界一直延用这一称谓。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问题新的更准确的研究，首先要建基于该问题学术史的总结。但遗憾的是，史学界至今还少有这方面的学术综述文章。本文对20世纪40年代以来，围绕“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问题所发表的代表性论著进行了总结和评述，挂一漏万，还请学界同仁见谅 。
    一“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称谓的由来
    “官僚资本”的提法，在20世纪20年代就出现了。1923年，瞿秋白在《前锋》杂志上发表《论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一文（注：在这篇文章中，瞿秋白用的是“屈维它” 的笔名。），首次使用了“官僚资本”一词。他将洋务派经办的官办企业称为“官僚资本之第一种”；将官商合办企业称为“官僚资本之第二种”。1929年，李达在《中国产业革命概况》一文中，揭露清代官僚举借外债时“从中渔利，自肥私囊，形成官僚资本”。
    1930年，日本学者橘朴在《中国社会的发达阶段》一文中，将官僚资本分为“梁士诒型”和“张謇型”两种。1936年，吕振羽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中，将清政府创办的“国营事业的萌芽”统称为官僚资本[1]（p492）。
    总的说来，这时大家所说的官僚资本主要指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官办企业。抗日战争中后期，进步人士和中国共产党开始将国民党官僚利用职权、私人参与投资的企业或金融机构称为官僚资本。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在《提议对发国难财者开办临时财产税以充战后之复兴经费》一文中指出：“几位大官，乘国家之危急，挟政治上之势力，勾结一家或几家大银行，大做其生意，或大买其外汇。其做生意之时以统制贸易为名，以大发其财为实。故所谓统治者是一种公私不分之统制”。[2]（p21）随着国民党官僚资本的膨胀，马寅初对官僚资本的抨击也愈加严厉，“所谓国营，实即官办”，“假公济私为通病，由来已久，莫可究诘……近来夫变本加厉，由暗偷私窃变为公开劫夺”，“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局面，已呈现于吾人的眼前”[3]（p359）。他认为官僚资本会阻碍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陈伯达在《中国工业与中国资产阶级》一文中也断言：官僚与买办的经济垄断正从金融业向工业发展，“官营就是‘国营’，‘国营’就是官营”[4]。
    此时，大家还只是对官僚资本进行揭露和抨击，“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提法还未出现。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说：官僚资本“亦即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垄断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而残酷地压迫农民，压迫工人，压迫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5]（p1046）。这里所说的“官僚资本”，主要还是指国民党官僚的私人资本以及私人经济活动。
    随着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政治斗争的日益尖锐，共产党人开始将国民政府的国家资产、官僚私人资产、党团资产以及政府各部门的公产都划归为官僚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