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华国认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主要通过以下手段得以扩张：在内战中垄断军火买卖并不断发行公债；在金融方面形成了“四行二局”，垄断了法币、外汇和黄金，最终形成了金融垄断；控制国家资源和进口物资，最终形成商业垄断。抗战胜利后接受10万亿元敌伪资产，大大增加了四大家族的资产。何华国还对陈氏兄弟的党营资产作了分析，认为由陈果夫、陈立夫控制的党营事业基金达5000亿元。[14]
    李黎明着重分析了抗战胜利后四大家族资本的恶性膨胀问题。他认为，四大家族的掠夺，破坏了国统区的工农业生产。日本投降后，四大家族接收了日伪开办的各种金融机构、厂矿企业，还将民营企业诬指为敌产予以没收，据为己有。四大家族大量盗卖民营工厂物资，使许多工厂由于缺乏设备而无法开工，使民族工业遭受打击。而名目繁多的各种捐税更是使举步维艰的民族工业背上沉重的包袱，难以恢复和发展。作者认为正是“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恶性膨胀，扼杀了国统区工商业和农业的生机，造成了国统区工商业、农业、财政经济的崩溃，这是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败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上述文章，多把“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作为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来进行研究，对其性质则未作深入的探讨，仍然把国民党政府的资产和四大家族的私人资产视为一体。在对其进行评价时，也多强调它对国民经济的消极影响。
    笔者认为，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评价应该建立在对蒋宋孔陈各自真正掌握的资产进行科学评估的基础上，对国民政府各种不同的经济机构和组织也应区别看待和评价。近年来，已有学者提出，国民政府下设的“资源委员会”--传统上人们视其为“四 大家族官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战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郑友揆、 程麟荪、张传洪合著的《旧中国的资源委员会--史实与评价》一书，比较全面地评述 了资源委员会所做的工作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
    该书论述了资源委员会的设立及其初期活动；抗战前的建设计划；抗战时期各主要事业的建设情况；抗战后的接收以及经济重建规划；改进生产方法的努力；对于对外贸易主权的维护；对于中国神圣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积极支持；对国民党党部势力渗透的抵制；在大陆弃暗投明迎接解放等史实。郑友揆等人认为，用官僚资本概括资源委员会的性质并不恰当。一个原因是，将资源委员会称作官僚资本容易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人们一提到官僚资本，就会自然而然地与反动、落后的事物联系起来。他们提出，“资委会的事业在旧中国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说资委会是一种反动、落后的事务，缺乏历史事实，言之为国家资本企业经营管理机构则更确切些”[15]（p3）。
    第二，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性质的新认识。在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性质的认知上，学者们有了较为客观、辩证的看法。
    杜恂诚在《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一书中认为，毛泽东所说的“官僚资本”，是特指国民党时期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但它只是一个通俗名称，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定义；再加上后来一些人又把它的内涵不断扩大，把官僚的私人资本也包括了进去，并在时间跨度上向上追溯，一直追到清政府创办的企业。由于内涵混乱，时限不清，因此它的外延也变得十分模糊。实际上，它的界限已经无法确认了。[16]（p4）
    郑会欣追述了官僚资本这一概念的演变过程，指出近年来，大多数学者已经改变了以往将国营企业统称为“官僚资本”的做法，而用“国家资本”来代称。因为“国家资本”的提法内涵比较明确，不会将官僚私人的投资与国家（包括中央和地方）投资相混淆。作者认为，不能将国家资本、国营资本等同于官僚资本，但应看到“在一定的条件下，特别是在中国长期以来官僚政治传统的影响下，官僚可以通过手中所掌握的权力，以各种方式将国家资本转化为官僚私人的资本，而且这种转化往往都是以各种‘合法’的途径加以实现的”[17]。
    陈自芳对有关“官僚资本”的几种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由于中国近代社会的特殊性，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仍应保留“官僚资本”这一概念。官僚资本中应包括官僚的私人资本，而对于官僚的私人资本也要辩证的看待，只有那些依靠政治权利、垄断性很强的私人资本才能定性为官僚资本。作者认为，四大家族的私人资本应被看做是官僚资本。[18]
    武力赞成应将官僚通过特权获取的资本，与国家资本和一般私人资本区分开的观点。他还提出了官僚私人资本在国计民生中到底起了多大作用、对国民政府的失败到底应该承担多大责任的问题。认为官僚资本只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暂时现象；应将官僚作为一个社会人和经济人看待，他也具有谋取个人、家庭利益的本能和动力；应将官僚企业作为一个企业看，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它的目标；应将研究重心放在分析民国政治体制的缺陷上，深入探讨旧体制与官僚资本形成的关系，细致分析私人资本是怎样利用政治体制的漏洞来谋取私利的。[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