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学术研究基本上陷于停滞状态。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相关研究开始启动，仍有一些学者坚持十年前的传统观点。
    全慰天的《中国四大家族官僚买办资本的形成》、孔经纬的《三重压迫对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阻碍》、何干之和刘炼的《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黄逸峰等人合著的《旧中国的买办阶级》等论著都持传统观点。
    全慰天认为，中国的官僚资本较多的是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因此虚弱得多，落后得多；它较少进行资本主义积累，更多地进行原始积累。中国官僚资本的性质，只能是买办的、封建的、军事的、垄断的、腐朽的和反动的。[11]（p350）他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形成的途径和条件进行了概括，认为蒋家是四大家族的核心，由于掌握了政权，就利用财政特权垄断了全国的金融，并逐步对商业、交通运输业、近代工业以及分散落后的农业和手工业进行垄断掠夺。[11]（p353）
    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孔经纬。他在《三重压迫对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阻碍》一文中，认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主义是“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12]
    黄逸峰、姜铎、唐传泗、陈绛共同编写了《旧中国的买办阶级》一书。该书论述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形成过程，将其积累资本的手段概括为：大量发行公债；滥发纸币，形成金融垄断；大搞金融投机、商业投机、外汇投机和黄金买卖；实施“统购统销”和专卖，对商业进行全面独占；借口“调整工矿业”，加强了对工业的垄断；通过大量征用农民土地、增加赋税对全国农民实行残酷的掠夺；在农村兼并土地，使土地更加集中，使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成为农村最大的高利贷主。该书认为国民党官僚买办阶级从1927年开始形成，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具有深刻的买办性、高度的垄断性和浓厚的封建性，在政治上以独裁、内战、卖国为其特点。
    需要指出的是，持传统观点的学者，迄今仍不乏其人。特别是不专门研究民国经济史的学者为数众多，囿于习惯，不少人仍在授课、撰文时因循旧说。
    三新观点的陆续提出与新研究领域的拓展
    从上世纪80年代起，大陆学者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虽然不少人坚持传统观点，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实际上是在政治矛盾尖锐的情况下形成的概念，遂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评价。
    在1985举行的“抗日战争时期西南经济研究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们首先围绕官僚资本的性质问题进行了讨论。一些学者指出，从词义上讲，官僚资本应是指依赖政治特权、假公济私的私人资本。官僚资本不是经济概念，而是政治概念，使用这种概念去研究中国的政治问题是有道理的，它能够说明国民政府的本质特征，但拿它去研究经济问题就会导致概念上的含混和范畴上的模糊。另一种意见认为，官僚资本是相对于民族资本而言的，是中国近代经济特有的一种形态，可以沿用下去。只是应该把官僚资本划分为两个组成部分：国家资本和官僚私人资本。[13]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学者们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性质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同时还对四大家族蒋、宋、孔、陈分别进行了研究，与之相关的论文有30多篇。新的史料也不断得到发掘与利用，使研究得以深入，新的研究视角不断开辟。
    第一，“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扩张途径及其历史影响。“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恶性膨胀的过程，及其对国民党在大陆失败所起的影响，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何华国的《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膨胀》（《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郁培文的《“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形成解析》（《历史教学问题》1990年第4期），李凯的《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经济之初探》（《延安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张兆茹、张怡梅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财经政策研究》（《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3期），赵兴胜的《战后国民政府国营事业民营化问题研究》（《江海学刊》2002年第3期），齐春风的《1946～1948年间中国走私贸易的影响》（《中州学刊》1999年第2期），李黎明的《国民党统治区财政经济的总崩溃与国民党在大陆的败亡》（《齐鲁学刊》1997年第5期），孟英的《蒋介石集团在大陆溃败的经济原因浅析》（《西安联合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李彦宏、周忠的《通货膨胀与国民党政权的覆亡》（《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等文章都涉及到了这一问题，都把官僚资本恶性膨胀作为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