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封建社会，经学不仅是学术，而且主要是政治，是专制政权的御用工具。尤其是在两汉时期，经学的作用与影响广泛地渗入于政治制度建设的各个层面。因而，对汉代儒家经学与政治制度关系及其影响，我们有必要做进一步研究，从中广泛、深入地挖掘有益的成分和成功的经验。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继承好、利用好古人留给我们的珍贵的政治文化遗产，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一、经学指导下的选官制度
    （一）经学与选官制度的结缘
    我们知道，在任何时候，政权的存在，国家机器的运转，都需要有一支各负其责、各尽其职的官吏队伍。选拔标准及官吏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统治阶级能否有效地实现自己的统治。两汉时期，作为统治思想与官方学术的经学成为选拔、任用各级官吏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成为推动国家机器运转的精神力量。封建政权的选官制度也留下了深深的经学影响的印痕。
    相对于其他诸子学派，以治经为本的儒生对选官制度有着特别的关注，儒家学说在这一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汉初，经过儒者们的反复进说，加上自己的亲身感受和体验，本不好儒的刘邦意识到，用秦朝那一套思想和办法选官是行不通的，需要在官府中安排治经儒生这样受过教育、具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士人，需要从《诗》、《书》等儒家经典中汲取治国安邦的经验，并借助经学来健全和完善选官制度，于是在汉高帝十一年（前196年）颁布求贤诏，诏书中已隐约含有儒家王道德治的思想倾向，并首开察举制度的端绪。刘邦还曾在鲁地祭祀孔子，召见经学大师浮丘伯、申公师徒，对儒家经学表现出特殊的好感。刘邦去世后，儒家经学的影响继续扩大。在选官制度上，惠帝、吕后曾诏举“孝弟力田”，文帝更诏举贤良，进行策问，从而标志着察举制度的正式产生，只不过制度远未完备，尤其是未定荐举的期限和人数而已。汉兴六七十年，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黄老之学及受其左右的用人标准和选官制度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变化了的形势，急需更新观念，由重武功家世转向重德行道术、重为政才能，起用疏于进取、精于守成的治经儒生。武帝即位后，以察举为主体的选官制度从内容到形式都全面完善起来。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卫绾奏曰：“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武帝立即予以批准，卓然罢黜百家。建元五年，又正式置五经博士，尊奉儒家经义为最高的理论权威。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首次“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1]（《武帝纪》）。不久，在贤良对策中，董仲舒力倡大一统，要求用儒家经学改良政治，统一思想，“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又建议“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于是武帝诏令郡国举孝廉、茂才。这标志着汉代察举制度真正开始运作。董仲舒在对策中还要求“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1]（《董仲舒传》）。经武帝同意，公孙弘等人设计，汉朝于元朔五年（前124年）正式兴立太学，建起培养人才、选择官吏的重要基地。“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2]（《儒林列传》）。这样，经学与选官制度结缘了。绌诸子、崇儒术，使经学成为选官制度乃至整个官僚制度的指导思想，而博士弟子课试、察举等方式的实质或核心，就是经术取士。正如周予同先生所强调的：“董仲舒主张尊崇孔学、罢黜百家，还只是表面的文章；最有关于中国社会组织的，是他主设学校，立博士弟子，变春秋、战国的‘私学’为‘官学’，使地主阶级的弟子套上‘太学生’的外衣，化身为官僚，由经济权的获取进而谋教育权的建立与政治权的分润。董仲舒是中国官僚政治的定型者。”[3]（P502）可以说，儒家经学一步步走上统治思想和正统学术宝座，治经儒者一步步登上政治舞台并扮演主角的过程，也就是选官制度逐渐完善和发展的过程，而其完善和发展的趋势，就是关于儒家经术和伦理道德的要求成为选拔官吏的最主要标准，只不过这时的儒家已非先秦儒家的简单再版，而是经过董仲舒等人的改造和发展，吸收了道、法、阴阳等诸家思想的新儒家了。
    （二）经术取士的重要形式
    两汉选官有多种方式和途径，而且彼此相互补充，但最重要的则是博士弟子课试、征辟及察举。其中最直接体现经学影响的又当推博士弟子课试。
    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在京城开办太学，置五经博士以教授弟子。博士弟子依据朝廷制定的标准、条件和名额，或由太常选拔，或由郡国选送。学习期间要进行考试，大致西汉为一年一试，东汉为两年一试。考试形式为射策，犹如抽签考试，在内容上一般不超出对经义的解释、阐发，并按其难易署为甲、乙之科。经过考试，区分高下，根据取官名额，授以相应的职官。武帝时，“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弟可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称者罚”[2]（《儒林列传》）。随着太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博士弟子的逐渐增多，补官名额也相应增加。平帝时，王莽秉政，一度增置两科，“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1]（《儒林传》）。东汉取消丙科，但到桓帝时却又废止了取官名额的限制，径以通经多少作为录用迁升的标准，“学生满二岁试，通二经者补文学掌故。其不能通二经者，须后试，复随辈试之，通二经者亦得为文学掌故。其已为文学掌故者满二岁试，能通三经者，其高第为太子舍人。其不得第者后试，复随辈试，第复高者亦得为太子舍人。已为太子舍人，满二岁试，能通四经者，推其高第为郎中。其不得第者后试，复随辈试，第复高者亦得为郎中。满二岁试，能通五经者，推其高第补吏，随才而用。其不得第者后试，复随辈试，第复高者亦得补吏”[4]（《学校考》）。博通五经成了对太学生的最高要求。
    汉代还借鉴秦朝征召之法，实行征辟，由皇帝或官府直接聘请某些有名望的士人，授予官职。被皇帝征召的，除了个别专门的技能之士，多是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经学大师。如武帝一即位便“遣使者安车蒲轮，束帛加璧征鲁申公”[1]（《武帝纪》）。汉代曾经被征的著名治经儒者还有贡禹、韦贤、疏广等。当时曾被官府辟除的士人，也大都是经学之士，如匡衡、尹敏、郑众、李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