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举是汉代最重要的仕进途径和方式，是选官制度的主体。察举的科目很多，可分为常行科目和特定科目两大类，而常行科目中最主要的一科则是孝廉，代表了察举的主流。据有的学者对现存有关资料的分析、统计，“两汉孝廉的个人资历以儒者为最多。儒和兼有儒、吏双重身份的人合计起来，在孝廉中所占比例接近二分之一”[5][P145）。当时察举孝廉定为岁举，即各郡每年按规定数额举荐人才，送至朝廷，成为官吏选用升迁的清流正途。
    汉代察举的特定科目有贤良方正、明经、茂才、童子、尤异、治剧诸科，无一不与经学有关。其中，汉官府特设的明经一科，通过察举通晓经学的人才，以示对经学的特别重视和对治经儒生的特殊关照。西汉中后期，明经取士即已盛行，不少儒者由此途升任高官。如孔安国、贡禹、夏侯胜、张禹以明经为博士，龚遂以明经为昌邑郎中令，眭孟、翟方进以明经为议郎，召信臣以明经甲科为郎，盖宽饶以明经为郡文学，韦贤、韦玄成父子更以明经先后官至丞相。到了东汉，明经科的员额进一步扩大。章帝曾下诏，“令郡国上明经者，口十万以上五人，不满十万三人”[6]（《章帝纪》）。明经虽非岁举，但每举人数甚多，贡举率在孝廉之上，而且被举为明经者所获官职也较高。如果说在孝廉、茂才等科中，经学的影响还要通过治经儒者对其思想内容和精神主旨的领会、贯彻体现出来，属于较隐较深层次的东西，那么明经举士所反映出的经学的影响、经学与仕途的关系则是最为浅直的、显而易见的，用当时人们的话来说，就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1]（《夏侯胜传》），就是“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1]（《韦贤传》）。
    由于察举科目繁多，对于被举者需要执行较为统一而明确的标准和条件。从汉武帝开始，逐渐确定了四项基本标准和条件，即四科取士。光武帝曾下诏：“方今选举，贤佞朱紫错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7]（P125）每个科目不可能要求四项兼备，不同科目可以侧重一项或两项标准和条件，然而儒家经学倡导的“孝悌廉公”则必须“皆有”。当时对被举者的资历、才能、年龄也曾有过某些规定。如：安帝时“令三署郎通达经术任牧民者，视事三岁以上，皆得察举”[6]（《安帝纪》）；顺帝时“令郡国举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诸生通章句，文吏能笺奏，乃得应选；其有茂才异行，若颜渊、子奇，不拘年齿”[6]《顺帝纪》）。应该承认，这些标准和条件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是难以真正、彻底落实的，而且其中一些亦非一成不变，但不管怎样，对儒家经术的重视则是贯彻始终的指导方针和根本要求。
    当然，汉朝一方面确立了儒家学说的统治思想和正统学术地位，对治经儒生特别垂青；一方面也“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使“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2]（《龟策列传》），坚持实行“霸王道杂之”，如专设明法一科，察举明习法律的人才，即是儒法并用，兼取儒家经学与诸子之说。
    （三）官吏队伍经学化的影响和意义
    汉代经学与选官制度结缘，成为选拔官吏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使汉朝适时地改变人才观念，更新用人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以家世、武功等为基础的世官、军功及吏进之制，开始注重德行道艺、学术水平，大批治经儒生由此涌入政界，用人途径得以拓宽，统治基础得以扩大，造成了一个名士众多、人才辈出的局面。这既有利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巩固和加强，又有利于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进步与繁荣。
    另一方面，官吏队伍的儒学化、经学化，既是汉代最高统治集团借助儒家经学来统一思想，加强思想统治的一个重要步骤，又是儒学广泛传播和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由于政治利益的诱惑，传授、研习儒家经典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经学迅速繁盛起来。班固在《汉书·儒林传》中说：“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迄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1]（《儒林传》）为求得经学教材的统一性和权威性，汉末于太学门外立石经，即著名的熹平石经。“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6]（《蔡邕传》），蔚为壮观，足见经学影响之巨、传播之广。儒家学说本身在上升为正统学术和统治思想，并指导治经儒生步入政坛、从事政治实践的过程中，也不断地进行自我改造、自我完善，以便更好、更灵活、更有效地适应现实政治的需要和社会形势的变化，其重要表现，就是越来越多地吸收、借鉴了诸子各家的思想主张。一些经学之士从政治实践中感受到，儒家的礼制教化、王道德治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在灾害连年、经济凋敝的情况下，只有采用道家无为而治的主张，清心寡欲，与民生息，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还有，尽管选官制度不断完备，取官名额渐趋增多，但并不能给所有治经儒生提供入仕机会，朝野之间的流动性反而日益加大，士人们随时都面临着穷与达、跻身朝堂与退隐山林的不同命运，这就需要在坚持儒家经学宗旨和理念的同时，吸收、借鉴道家的人生观、价值观，以求满足不同境遇中的精神需要，使自己在处境变化时也能保持心理平衡。两汉时期，许多经学大师都曾一度倾心于老庄之学，如刘向、刘歆、扬雄等。就是通过这样的互补、互通，儒家学说才得以不断发展、不断完善，增强自身的适应性和时代感，从而在中国封建时代始终居于统治思想和正统学术的地位。这也丰富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学术史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