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春秋》决狱：法制建设中的经学因素
    （一）《春秋》决狱的出现
    两汉时期，我国的法律制度有了进一步发展，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而其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儒家经学渗入法律并对它产生深刻、广泛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将《春秋》等儒家经典的精神和记载作为判案、量刑的依据，史称《春秋》决狱或经义决狱、引经决狱。
    最早运用《春秋》决狱，将经学引入法律之中的，当推汉武帝时的董仲舒、公孙弘。作为《春秋公羊》学大师，在《春秋繁露》等著述中，董仲舒既善于从具体史实、案例中引申出法律原则，又善于援引具体史实、事例来论述法律规定；不仅论证了《春秋》等儒家经典对法制的指导作用，而且还直接将其贯彻到具体的法律实践活动之中。从一定意义上讲，《春秋》的微言大义就是董仲舒所坚持的法律原则。后来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6]（《应劭传》）。董仲舒对策之后，公孙弘则以《春秋》经义缘饰法律条文，并因此登上相位。另外，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也曾以《春秋》专断淮南王刘安谋反案。在此以后，治经儒者竞相用经学思想对现行法律、刑典加以解释和阐发。班固著《汉书》，设《刑法志》，专从经学之旨立论。马融、郑玄等则以儒家经典为依据，分别对刑律作了数十万言的注疏。
    （二）《春秋》决狱的主要原则
    《春秋》决狱的基本原则，或者说经学渗入法律的突出特征，是“原心定罪”（又称“论心定罪”、“原情定过”），即在判案时以犯罪事实为根据并考察、分析犯罪者的主观动机和目的。只要有犯罪的动机和目的，即便是未曾实施犯罪，也要追究其刑事责任，而如果犯罪者的动机和目的原本合乎儒家经义及其倡导的道德规范，其犯罪仅属过失行为，虽违法亦可减免刑事处罚。董仲舒已经开始将“原心定罪”原则用于司法审判。在他之后，汉朝在司法实践中也贯彻了这一原则。如哀帝时，薛宣之子薛况雇人刺伤父亲的政敌申咸。御史中丞主张处以弃市之刑。廷尉则提出：“《春秋》之义，原心定罪。原况以父见谤发忿怒，无它大恶。加诋欺，辑小过成大辟，陷死刑，违明诏，恐非法意，不可施行。”结果薛况被减去死罪，改判戍边[1]（《薛宣传》）。“原心定罪”要求在考察犯罪事实的前提下追究行为者的动机和目的，这一审判方针显然是正确的。只是在这里它又过分看重犯罪的主观因素，而对犯罪的客观事实有不同程度的忽略，使执法者难以把握和贯彻定罪、量刑的标准，以至于行为者动机的善恶，成了定罪、量刑的标准。如果动机是善的，即使触犯法令也当免刑；如果动机是恶的，即使行为合法亦可处以刑罚。那么，如何判断动机的善恶呢？名曰依据儒家经义，实际是依靠司法吏的主观意志。这就为统治者任意解释法律、滥用各种刑罚开了方便之门。
    与“原心定罪”相关联的原则，是“君亲无将，将而必诛”。此语出自《春秋公羊传》庄公三十二年、昭公元年，意谓凡是蓄意杀害父母、君上而谋乱的，即使并未付诸行动，也当与叛逆者同罪。这就是说，只要存在谋乱的念头，就应处以刑罚。如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谋反，胶西王刘端奏言：“《春秋》曰：‘臣无将，将而诛。’安罪重于将，谋反形已定，……甚大逆无道，当伏其法。”[2]（《淮南衡山列传》）又如汉明帝时，广陵王刘荆有罪，长水校尉樊儵等奉诏理其狱，奏请诛之。明帝大怒，曰：“诸卿以我弟故，欲诛之，即我子，卿等敢尔邪？”樊儵则仰而对曰：“天下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义，‘君亲无将，将而诛焉’。是以周公诛弟，季友鸩兄，经传大之。臣等以荆属托母弟，陛下留圣心，加恻隐，故敢请耳。如令陛下子，臣等专诛而已。”明帝只好无奈地叹息良久[6]（《樊儵传》）。“君亲无将，将而必诛”这条原则，对于强化中央集权，维护皇家威严，是大有帮助的，尽管有的统治者（如汉明帝）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诛首恶”也是与“原心定罪”相关联的一条原则。《春秋公羊传》僖公二年：“虞，微国也，曷为序乎大国之上，使虞首恶也。”汉代治经儒者由此将“诛首恶”总结为《春秋》的一条经义，引入法律之中，强调从重惩罚共同犯罪中的“首恶”。如成帝时，广汉发生农民起义，太守扈商无力平息。益州刺史孙宝则亲入山谷，劝说起义农民回归田里。事后孙宝上疏，“奏商为乱首”，强调“《春秋》之义，诛首恶而已”。结果扈商被捕下狱，参与起义者无罪赦免[1]（《孙宝传》）。可见，“诛首恶”与“原心定罪”有关联又有不同。后者强调的是如何定罪，前者偏重于如何量刑。“诛首恶”原则的运用，可以使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出，汉朝既要对危害封建政权的人施以重刑，杀一儆百，又力求多用德教，少用刑罚，使更多的人安心被统治、被奴役的地位。
    此外，经学对法制的影响还表现在“亲亲得相首匿”、“恶恶止其身”、“以功覆过”等决狱原则上。“亲亲得相首匿”，是指一定范围的亲属之间隐庇犯罪，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论语·子路》记孔子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12]（《论语·子路》）《春秋公羊传》文公十五年也说道：“父母之于子，虽有罪，犹若其不欲服罪然。”[12]（《春秋公羊传注疏》）但是，这一原则在当时并未普遍运用，汉武帝甚至推行首匿相坐之法，父子、夫妇不得例外。直到宣帝时才废除这一法令，“亲亲得相首匿”之法始颁布于天下。
    “恶恶止其身”，又称“罪止其身”，是指断狱时只对犯罪者本人进行处罚，而不株连他人。这一原则源于《春秋公羊传》昭公二十年提到的“恶恶止其身，善善及子孙”。汉光武帝时，赵熹为平原太守，会同诸郡讨捕盗贼，斩杀其头目，余党当判刑者达数千人，赵熹上书称：“恶恶止其身，可一切徙京师近郡。”光武帝同意了[6]（《赵熹传》）。然而这一原则与首匿一样，不适用于谋反、不道等重罪。
    “以功覆过”，是指犯罪者如果曾对国家有功，审判时可以将功抵过，免于刑事处罚。这一原则主要运用于朝廷大臣犯罪的情况。其义亦出于《春秋公羊传》。《春秋》僖公十七年：“夏，灭项。”《公羊传》：“齐灭之也。不言齐，为桓公讳也。桓公尝有继绝存亡之功，故君子为之讳。”[12]（《春秋公羊传·僖公十七年》）汉宣帝时，大司农田延年因盗取公物，被人告发。御史大夫田广明称“《春秋》之义，以功覆过”，要求大将军霍光考虑田延年在参与拥立宣帝一事上的功劳，给以宽大处理[1]（《酷吏传》）。这样以来，“以功覆过”使一些官僚士大夫超然于法律之外，成为封建等级制度的一个具体体现。
    除了将以上原则运用于定罪、量刑等司法审判程序，在立法活动中、在确定有关法律的大政方针时，汉朝也多以儒家经义为理论依据。如汉成帝感于“律令烦多”，便援引《甫刑》（即《尚书·吕刑》）之语，诏命“减死刑及可蠲除约省者，令较然易知”[1]（《刑法志》）。章帝时，陈宠为尚书，称述《左传》昭公二十年所记孔子“宽以济猛，猛以济宽”之义，主张“荡涤烦苛之法”，为章帝所接受。后陈宠为廷尉，“又钩校律令条法，溢于《甫刑》者除之”，并提议朝廷平定律令，只保留“与礼相应”，“应经合义者，以易万人视听，以致刑措之美，传之无穷”[6]（《陈宠传》）。章帝本人也曾依据《春秋》经传和《礼记·月令》之义，“咨访儒雅，稽之典籍”，“其定律，无以十一月、十二月报囚”[6]（《章帝纪》）。经学与法制的结缘，还引起了司法队伍结构的变化。专职司法官吏开始留意和重视经学及治经儒者的作用。如汉武帝时廷尉张汤十分器重儒士倪宽，并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参与审理案件。此外还有许多出身狱吏、法律之吏的官员开始研习儒家经典，且用力颇勤，见效极快。如“少学法于父”，“亦为狱吏”的于定国，宣帝时任廷尉，“乃迎师学《春秋》，身执经，北面备弟子礼”[1]（《于定国传》）。又如陈宠“虽传法律，而兼通经书”[6]（《陈宠传》）。这就大大提高了司法队伍的文化素质。与此同时，大批治经儒者直接进入司法队伍，更使经学迅速渗入法制建设的各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