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儒家经学与法律结缘，《春秋》决狱的出现，使汉朝最高统治集团能够较为妥善地处理一些棘手的突发性事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治安环境。更为重要的是，《春秋》决狱的出现，使汉统治者获得暴力和怀柔这两种统治方法，以充分发挥刽子手和传教士的双重职能，这在一定程度上否定和改变了繁法严诛的局面，纠正了“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1]（《刑法志》）的偏差，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存空间，缓和了阶级矛盾，稳定了社会秩序，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然而，儒家经学内容庞杂，派别众多，《春秋》等儒家经典所表达的观念和理论并不像法律条文那样明确，甚至有前后抵牾之处，所以在判案时可以根据需要任意解释。再者，《春秋》决狱多是对经学著作断章取义，缺乏固定界说，容易造成同罪不同罚的混乱情况。这些都有损于法律的严肃性，从根本上侵害了人民的利益，妨碍了社会文明的发展。魏晋以后，随着经学的政治作用日趋减弱和封建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备，经学对法律的影响尽管仍然存在，直接以儒家经义定罪、量刑的现象虽然仍有发生，但已远不如两汉时期那样明显和普遍了。尤其是到了唐代，随着唐律的推出，儒家经义、儒家道德基本上实现了法律化、法典化，引经断狱既无必要，也就逐渐归于消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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