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历史学还有一个经常为人所乐道的功能，即它可以起到“鉴古知今”的作用，它能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利于今人。
    对此，也有一些问题可以提出。
    先说鉴古可以知今。
    其一，鉴古不一定就能知今。今（现实）与古（历史）有相联系的一面，但更有在各种层次的“质”上相区别的一面。细究起来，在同一社会形态的大前提下，鉴古知今的可能性自然要大一些。如果大前提不同了，社会制度变了，鉴另一个社会制度之古知新的社会制度之今的可能性自然就要变得很小了。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反映客观历史过程的史学作品的内容如何。这就是说，在史学作品的内容上，第一，是它和现实相互联系的程度如何，第二，是它反映客观历史过程的真实程度如何，第三，是它蕴含的作者的理论思维的深度如何。如果是一部和现实几无联系的、只是材料的堆积和就事论事的作品，大约很难通过它收到鉴古知今的成效。
    其二，知古者也不一定知今。在现实生活中，知古不知今，愈知古愈不知今者大有人在。可见，“知”并不等于“鉴”。鉴，是一种目的明确的自觉行为；鉴，应该有一套科学的方法。食古不化不成，牵强附会也不成。司马迁讲他的治史宗旨是“述往事，思来者”。他的目的很明确，但他没有讲“思”的方法是什么。可是，不解决鉴的方法或思的方法，恐怕最终还只是“述往事”，而做不到“思来者”。
    仅从以上提出的两个问题中就可以看出：第一，只满足于泛泛地谈论历史学的这一功能，并不等于它已经实现了这一功能，这里面还有许多具体问题值得人们深思；第二，至今为止，我国的历史学所能起到的鉴古知今的作用，似乎并不象有些同志所估计的那样大。
    与鉴古知今作用相关的是历史学可以起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利于今人的作用。
    历史的经验教训是应该总结也是可以总结的，这没有问题。不过，这种总结的用处何在，用处又有多大，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第一，在同一规律作用下重复出现的事物或过程中间，对前一事物或过程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可以为后出现的事物或过程提供借鉴。但也仅只是提供借鉴，并非现成的答案。任何具体的事物或过程，一方面，均会由于时间、地点和条件的不同从而带有自己独有的特点，不可能雷同；另一方面，事物或过程都是由具体的人来参与和从事的，而具体的人都有各自的能动性。因此，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只能为今人解决现实的问题提供一定的仅具参考价值的信息。
    第二，在不同规律作用下产生的事物或过程，相互之间很少有什么经验教训可供借鉴。即便有，也不是一种直接的借鉴，其实只是一种“启示”而已。例如，中国封建社会解决农民问题的经验教训不可谓不多，但这些经验教训不可能成为今日中国解决农民问题的直接借鉴。
    第三，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对待历史的经验教训似乎从来存有一种戒备的心理，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抱有一种程度不等的蔑视和抵制的态度。这究竟是由于人类具有无穷无尽的创造力使然，抑或是由于其它，有待于研究。不过，随处可见的事实确实是：人们一方面对旧事物旧过程多有留恋，一方面又对新事物新过程持“我行我素”的态度而置历史的经验教训于不顾。这种心理状态或实际态度的存在，自然大大降低了历史学的这一功能的作用。例如，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们总结出了何止万千的历史的经验教训，大至有关一个国家、一个政权的存亡，小至有关一个个人的荣辱，但真正能为后人记取者又有多少？
    显然，如何更好地发挥历史学的这一功能，还有待于人们的研究。
    总之，笼统地谈论历史学的鉴古知今、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之类的功能，当然没有错，但是，要使这些功能能够真正发挥作用，却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
    五
    历史学在政治领域里的功能经常被人谈到的有两条，一是“历史学可以为党和国家制定或规划一定时期的重大战略和政策提供决策依据”，二是“历史学可以成为对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
    现在先说第一个问题。
    第一，历史学要实现“提供决策依据”的功能，就必须首先对历史学家提出两个要求，一是对现实的深刻了解和把握，一是对未来的科学预见和把握。这是实现这一功能的前提条件。很难设想，一个对现实和未来缺乏深刻了解、尤其是缺乏正确了解的历史学家能够为现实的决策提供历史的依据。不可否认，我国史学界长期以来存在着远离现实，更不计未来的治学倾向。这一倾向，只能大大降低历史学的这一社会功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