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黄朴民，男，浙江诸暨人，1958年8月生于浙江绍兴市。1982年杭州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获学士学位；1985年于杭州大学历史系获硕士学位；1988年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获博士学位。同年入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部从事军事史、古代兵法的研究，曾任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专业博士生导师。2002年7月退役，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特聘理事、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理事、教育部省属高校重点社科人文研究基地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代表性专著有：《春秋军事史》、《天人合一：董仲舒与两汉儒学思潮》、《孙子评传》、《何休评传》、《刀剑书写的永恒：中国传统军事文化散论》、《孙子兵法解读》、《中华统一大略》（合著）、《中国古代的皇权与将帅》、《战国军事史》（合著）、《五千年的征战：中国军事史》（合著）等；主编有：《孙子探胜》、《孙子兵法及其现代价值》、《中国历代军事思想教程》等；曾在海内外各类刊物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个人撰著和参与撰写的学术成果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入选图书奖、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中国图书奖、首届全国青年优秀社科成果奖、中国优秀古籍图书奖、全国图书金钥匙奖等奖励。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思想史、中国军事史。
    谢宝耿，《学术月刊》编辑部编审。
    ○黄教授，您是我北京访谈的第二位中青年专家，本来早就应该进行，由于“非典型肺炎”（SARS）的流传，使之一拖再拖，目前疫情已有好转，故访谈应正常进行下去。首先请谈谈您是怎样步入学术殿堂的？
    ●好的。我于1958年8月出生于江南水乡城市--浙江绍兴一个普通的职员家庭。小学与初中都是在当地读的，其实在“文革”期间，学校里能学到的东西实在少得可怜，如果说我自幼对古代的事物有天生的兴趣，并诱发我成年后走上史学研究这条道路，那么绍兴这座古城层叠累积而酿成的深厚文化底蕴可能真的在中间起着感化挹注、潜移默化的作用。1973年初，我初中毕业，由于家庭经济拮据，早早就告别校门，走入社会，开始了多年的打工生涯，曾在建筑工地拌过灰浆，在青石路上拉过板车，在小火轮上当过售票员，在油脂香料厂做过司炉工，干过酿制啤酒的活，做过炮制中药的事。这段生活经历，对我本人日后治学道路的影响应该讲是双重的：一方面沉重的生计压力，无系统的正常教育，造成我学术积累与训练上存在先天性的不足；另一方面又因较早接触社会，体验世情，使我的人生经历相对丰富，人文意识较早成熟，而这对于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人来说乃是十分重要的条件。至于逆境的磨砺、生活的重荷，更使得自己较早养成珍惜时间、发愤进取的治学态度和基本素质。另外，阅读的随意自由，知识汲取的博杂纷繁，以及纯兴趣而非功利的心态，也帮助自己日后能在研究过程中习惯于不囿成说，独立思考。当然，我的家庭在我今天的人生道路选择上曾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即我爱好文史，乃是以当年我母亲替我购置一部《史记》这件事为起点的。此事我曾有过一篇文字专门加以追叙，被收入并置列为《一百个博士的少年情》一书（少年儿童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首篇，同时在《少年文艺》杂志（1994年第9期）上发表。我觉得自己的学术源头应该追溯到这里。
    1978年秋，我以同等学历考取杭州大学历史系。这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进杭大是由于自己当时数学考得太差，才得了28分，使总分不够全国重点大学的文科录取线；而选择历史专业，一是出于长期的爱好，二是由于历史单科考试成绩特别突出。现在回头来看，当时上杭大是正确的选择。因为尽管杭大只是一所省属重点高校，但它的文史学科其实并不逊色于那些重点大学，像中文系的夏承焘、姜亮夫、王焕镳、胡士莹、徐朔方、蒋礼鸿教授，历史系的沈炼之、黎子耀、徐规、胡玉堂教授，都是成就卓著、遐迩闻名的学者，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对我自己打造学术基础，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在本科期间，研究方法的真正掌握是远远谈不上的，当时只是觉得学习机会难得，什么都看，贪多嚼不烂，并无重点可言，追求每门功课都要有个好分数。这虽然犯了兵家所谓“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的大忌，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也有拓宽知识面，储存各类知识、信息的作用，直到今天，我仍从中受益良多。大学毕业的当年，我考上了历史系的硕士研究生，业师是黎子耀教授，专业方向为先秦史，这可以说是我比较规范治学的开始。
    ○我于1982年在成都参加第一届先秦史年会时曾拜访过黎子耀先生，他是一位学术功底深厚的老专家，您在他的指导下，必定大有长进。
    ●您说得对。黎先生是史学大师李剑农的学生，1927年入国立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先后执教于苏州女中、浙江大学等学校，与谭其骧、缪钺等先生同事多年，于史学史、经学、古文献的研究有精深的造诣。我进入他门下时他已是75岁的高龄，故对培养后学、薪火相传之事尤为关切，在他的悉心指导下，我比较认真地读了三年书，并学到了治学的基本门径，如就专题问题搜集原始文献、排比资料、参证异同、归纳论点，等等。不仅如此，黎先生自己的治学经历，对我也是莫大的启迪：他从撰写《后汉书·食货志补》为学术研究的起点，突出反映了他考镜源流、钩沉史实的雄厚功力；中年后转入史学史与政治史的研究与教学；晚年则从事以《周易》为中心的先秦思想文化史的探讨，系统形成以“《周易》黎氏学”为标志的学术思想体系。这三个阶段以及其中的转折，实际上体现了黎先生治学上的显著特点与高明境界：早年治经济史，宗旨在于求其“实”；中年治史学史，宗旨在于求其“通”；晚年治经学，宗旨在于求其“理”。这本身就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研究境界的递嬗历程，是科学理性地走向治学自由世界的通途。尽管历史研究者在具体学术路数上各有不同，但是，求实究真，会通识变，明理致用当是共同的研究宗旨与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