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自己的这些努力，确认为是研究功能的转化与思维的延伸，也即“网”的辐射。军事史研究与历史学其他门类的研究一样，首先是求“真”的追求，即讲求科学理性，努力再现真实可信的历史面貌，但同时也是致“用”的希冀，所以借古鉴今、提供启迪永远是军事史研究者的使命之一。当然与纯学理的研究相比，这种带有强烈功利色彩，有时甚至不乏“立竿见影”特点的研究理念及方法，只能处于次要或从属的地位，否则就会酿成古今比附的风气。然而，这种主次关系的定位，并不排斥“致用”做法在一定范围内、一定情况下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也做了一些“短、平、快”性质的对策性研究，为有关主管部门先后撰写了《中国历史上实现国家统一的基本经验及其启示》、《中国历史上势力上升时期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国古代军队改革的经验与教训》等一系列咨询研究报告，及时满足了高层决策部门的咨询需要。这类成果，就自身学术内涵而言，也许并没有值得特别注重之处，然而若是从借鉴和汲取古典兵学中具有超越时空性质的精粹，为现代国防建设提供启迪和智慧的角度考虑，则不失为不可或缺、积极便捷的有效途径之一，而且对于阻遏社会上有意无意使军事史研究沉沦为边缘化的倾向同样具有意义。
    应该看到，军事史研究遭到冷落，除了整个社会日益被功利心态与氛围所包围和充斥这个因素外，也与军事史著述表述上形式机械、观念陈旧、故作高深、顾影自怜直接相关；我在研究过程中，始终注意避免犯类似的错误，除了少数严谨刻板的考据性文章外，一般的论著都能够朝着雅俗共赏、深入浅出的方向努力。我坚持认为军事史研究走向成功的标志之一，是科学与艺术相统一的研究方法之高明运用，这大致表现为厚实的史学功底、饱满的军事素养、深刻的哲学思辨与优美的文学语言这四者的有机统一、融合一体。即在科学严谨、准确全面的基础上，做到生动美妙，富有诗情画意。如此，方可以化腐朽为神奇，融认知于审美，克服通行的军事史论著中千人一面、枯燥沉闷的弊端，使军事史著述升华为一种美文，拥有不朽的生命力，从而赢得读者，发挥其应有的社会教育功能和启迪价值。为此，我除了在《孙子评传》、《先秦喋血》、《中国古代的皇权与将帅》等著作中认真实践上述观念，还撰著和出版了随笔集《寻找本色》（泰山出版社1999年出版），在《光明日报》、《文汇报》、《北京日报》、《中国文化报》、《科技日报》、《大众日报》、《民主与科学》、《博览群书》等报刊上发表了数量较多的史学随笔，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同时对我来说，这项工作本身也是自我心灵愉悦、精神慰藉的一种美好体验。
    ○您现在转业高校，那么您今后的研究方向和打算如何，能否作些透露？
    ●可以。“咬定青山不放松”，今后，我仍将沿着先秦两汉思想史研究与中国军事史探讨两个方向投入自己的学术奉献，其中尤以军事史为倚托自己学术生命的支柱。在近三、五年之中，我基本的研究计划大致有三项：第一，是主持列入国家211重点学术工程的一个子项目“汉唐政治文化研究”课题。该子项目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汉唐文化研究室承担，将在五年之内完成一系列有关汉唐政治文化的专著，作为标志性成果，我将以学术带头人身份与研究室领导共同负责课题的策划与撰写，并具体承担其中《汉唐统一战略研究》一书的撰稿任务。我们的期待是，通过这个国家课题的研究，在汉唐政治文化研究领域形成一批有真正学术价值的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一定的影响，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汉唐史学建设的良性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二，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军事学术史》的撰著。《中国军事学术史》课题由军事科学院前副院长糜振玉中将主持，2003年启动，2005年年底结项，全书规模预计120万余字，起自先秦，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将对数千年来中国军事学术的演变轨迹、内在规律、基本特征、地位影响作出全面准确的总结。长期以来我们国家虽然出版过不少军事史著作，但是从军事学术视野的切入，按军事学术特定范畴和方法，梳理总结军事发展线索与规律的专著仍暂付阙如。这一课题的设置与完成，将填补军事历史学领域的一个重大空白，对于深化整个军事学与历史学的研究都势必会作出巨大的贡献。鉴于这样的认识，我欣然接受糜振玉将军的邀请，参与这项课题，共襄盛举。作为项目主要作者之一，我将负责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军事学术发展历史的研究与撰写，争取在这个过程中，使自己有关中国军事史的认识有一个新的飞跃。
    第三，作为教育部省属高校文科重点基地--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的专职研究员，我将参与基地的科研活动。根据我自己的特长，对先秦兵学的地域文化特色与成就作更为深入细致的考察。齐鲁兵学是先秦兵学中的主要流派，《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司马法》、《六韬》等重要兵书都诞生在齐鲁大地，《尉缭子》、《吴子》等兵书也与齐鲁文化有一定的渊源，可以这么说，齐鲁兵学是先秦军事史发展成熟的最主要标志，对它进行深入的总结，既能深化地域文化的探讨，也能推动军事历史的研究，为日后写出一部真正富有价值的先秦军事思想发展史创造条件，实在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我过去在这一研究领域已有所积累，仅在《学术月刊》上就发表过《齐文化与先秦军事思想的发展》、《<管子>的军事思想体系》等论文，虽说是初步的工作，但却为整个项目开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我相信经过不懈的努力，自己良好的愿望是一定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