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转向两汉研究后产生了哪些新的认识？
    ●在阅读理解两汉思想文化基本典籍的过程中，我形成了这么一个认识：两汉时期的思想，虽然不像先秦百家争鸣那样显得生机勃勃，绚丽多彩，也没呈现魏晋玄学那种具有较高抽象思辨性质的特色；更不曾具备宋明理学那种博大精致的体系性、通融性。然而，它依然是非常丰富、十分重要的。它是中国古代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经的逻辑环节，尤其是在政治思想方面，基本上确立了整个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概貌，卓有成效地解决了封建统治秩序在思想上出发点和最终目的之间的相互联系。诸凡古代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之基本范畴，如“仁义”、“德刑”、“礼法”、“王霸”、“义利”、“经权”、“常变”等等，均已由两汉政治思想提供了较为彻底的认识与切实可行的方案。而且与先秦时代不同，它们是通过当时国家机器的权威力量，而被具体落实到社会生活之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成为社会各阶层广泛的心理认同。后世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虽说有所发展，但不过是对两汉时期政治思想的扩充与论证而已，用一句熟悉的成语来表述，便是“万变不离其宗”。至于后世社会其他思想的丰富与发展，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仅仅是对两汉时期所确立的封建正统政治思想，进行哲学、伦理或其他方面的深化与阐述罢了。
    宏观的战略全局决定后，余下的问题，便是如何在战术层次上选择最合适的突破口了，在拱辰师、昌五师的具体指导下，我把两汉时期“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号称“群儒首”、“儒者宗”的董仲舒作为自己研究汉代思想史的主要对象，并以他为枢纽，上溯战国后期，下迄东汉末年，对集中体现今文经学特色的汉代儒学思潮进行前后呼应、详略有序的分析和总结，在此基础上完成了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董仲舒与新儒学》。它是我的第一部专著，论文稿先在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修订扩充版则由岳麓书社以《天人合一：董仲舒与两汉儒学思潮》为题在1999年刊行。在这之前，我曾将其主要内容整理成十多篇专题论文，分别投寄给《学术月刊》、《中国史研究》、《文献》、《社会科学辑刊》、《文史哲》、《齐鲁学刊》、《山东社会科学》、《孔子研究》等杂志发表。我始终有这样的想法，一部著作如果其有关章节能够形成单篇论文发表，那么书稿本身是有一定价值的，反之，这部书就是水货，属于可有可无之列。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自认为我的这部博士学位论文基本上达到了我预期的研究目标。
    ○这部专著出版后，据了解受到学界同仁的普遍好评，杨向奎先生在该书“序言”中所述较具代表性，他说：“这是一部有头有尾全面阐述董仲舒的思想及其影响的好著作，它的出版面世，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田昌五先生也指出，它“是一部上乘之作”，以“天人合一”为题，“接触到了秦汉思想发展中的关键。”徐勇、马晓声等学者先后在《中国史研究动态》、《历史教学》、《松辽学刊》等刊物发表署名书评，认为该书“系统论述了董仲舒与汉代新儒学形成的历史背景、思想渊源、理论体系、内在特征和历史命运各个方面，同时对其历史价值、意义及其相关问题也都作了较为公允和准确的评价”，“发董学之精微，正汉儒之名分，显汉学之地位”，是汉代思想学术史研究领域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之一。”正是好评如潮，请谈谈您自己的体会。
    ●客观地说，我在该书中迥异于同类著作的学术创新点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视角新颖。即将论述的内容始终围绕董氏学说外在形式与内在价值相互关系这一主线而展开，我认为，如何看待董仲舒为儒学披上神学的外衣，如何理解其学说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特色，这是能否正确评价董氏学说乃至整个汉代儒学的关键。我在书中遵循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原则，从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统一这一角度，剖析了包藏在神学外衣下的现实的理性精神，并以此为参照系数，对董仲舒学说与两汉儒学思潮进行全面总结和公允评价，一改过去董学研究中的简单偏颇化做法，从而找到了层层深入探讨两汉儒学的钥匙。第二，见解独到。如关于董仲舒儒学多元结构的分析，我论述了董氏学说与墨、法、阴阳、名、道诸家学术的关系，指出董氏学说乃是以儒学为主干，并在充分吸收了墨家天志、尚同思想，法家法治理论，阴阳五行学派“五德终始”观点以及名家“辨名析理”方法基础上创建的新型儒学思想体系。它有效地克服了早期儒家“迂远而阔于事情”的弊端，适应了汉代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其中董氏学说与墨家的关系，“以往治史者多所疏忽，作者于今详加缕析，足以填补这方面的空白”（张岂之先生评语）。第三，考证详审。这主要体现在对董氏著作的考证辨伪上。《春秋繁露》是董仲舒的代表作，但它的真伪问题，历史上聚讼纷纭，欧阳修、程大昌诸人都持怀疑态度。这一问题如不予以澄清，对董仲舒学说的研究与评价就失去了必要的前提。我参照《汉书》本传、历代公私目录著录等材料，多方比勘，详加考证，坐实其书为董仲舒学说的主要载体，而非后人所伪托，使得这一千年聚讼一朝得以涣释。在此基础上，我进一步考释了《春秋繁露》的体例，指出其书在体例上至少由三大部分组成，并对其内容及特点给予详尽的说明，从根本上解决了《汉书》本传关于董仲舒两类著作记载上的抵牾现象。
    ○您山大毕业后进入了军事科学院，也许研究方向又会有所变动？
    ●是的。进入军科院后，由于工作性质的改变，我合乎逻辑地把对先秦、两汉思想史的研究置放到次要的地位，但此前所培养起来的对这门专业的感情，早已融化入自己的血液之中，是怎么也割不断、舍不掉的。因此，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我总是利用业余时间关心和追踪先秦两汉思想史研究的进展，并致力于通过撰写论文和专著，来随时提出自己新的心得。这方面标志性的学术成果，一是《中华文明史·先秦卷》中的“先秦政治与政治思想”章，二是《何休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