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您这么了解和关心我。不瞒您说，在上述两个研究方向上，我都有自己的努力目标，换句话说也就是有所谓的“野心”：梦想成为一名在军事史研究领域的“权威”，同时成为一名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专家”。我知道，要实现这个梦想对于我来说，有着遥不可及的距离，现在只是迈出小小的第一步。但是作为一名学者，没有崇高的理想就势必失去耕耘的动力，为了鞭策自己在学术之路上不敢稍有懈怠，避免浑浑噩噩、得过且过的心态出现，就应该树立一生追求的最高目标，古人讲“取法其上，得乎其中”是有道理的。另外，我也不断衡估自己的优势和欠缺，觉得主观上的自己的学术经历、知识结构、行为方式、心态气质、兴趣爱好、价值取向等等，客观上的军事史研究的现状、研究实力、前途展望等等，都适合我将军事史研究作为主攻方向，把思想史研究作为助攻方向。《孙子兵法》讲，“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一个学者能研究什么，不适宜于去碰什么，以什么为突破口，以什么为自身的学术生长点，都应该做到心里有数，免得事倍功半，甚至劳而无功。孙子的教诲，一直提醒我如何正确审视自己的学术工作，做到扬长避短，有所为有所不为。
    ○今年年初，我采访了南京政治学院张云教授，他主要从事近现代军事史研究，而您的重点是古代军事史研究，可谓各有千秋。刚才您说在军事史研究领域有崇高的理想，能否具体谈谈您的努力？
    ●其实，在进入军事科学院工作之前，我对于军事史的了解几乎是一个空白。有一个细节直到今天我仍然清晰记得，这就是军科院战略部领导对我进行“面试考察”时，谢国良将军随口问起我是否知道《武经七书》是哪七部书？我绞尽脑汁、搜索枯肠，勉勉强强列举出六部，还是漏掉了《李卫公问对》。这对一位已接受了十年正规高校教育的我来说，的确是件让人面红耳赤的事情。“知耻近乎勇”，一个人不必害怕“露怯”，关键在于有没有勇气正视不足，迎头赶上。我所欣幸的是，在随后的十四年时间里，自己没有虚度光阴，而是利用军事科学院的有利学术环境，在李际均、吴如嵩、于汝波等老一辈军事史专家的具体点拨下，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全身心投入到历代军事史的研究，终于小有所成。
    但令人遗憾的是，现在史学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以及社会史上面，军事史的研究成果却很少，出书、发表论文（特别是高质量的论文）都比较稀罕，备受冷落，大学里基本上都不开设军事史的课程，让军事史的研究者大有“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感受。即使在有限的军事史研究方面，一般还主要局限于兵制方面，出过一些比较优秀的著作，如蓝永蔚的《春秋时期的步兵》、谷霁光的《府兵制考释》、雷海宗的《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王曾瑜的《两宋兵制初探》、陈恩林的《先秦军事制度研究》等等。可是，对于战争、军事技术、作战方式、兵要地理、兵学理论的研究却很不够，可见在军事史研究内部，各个方面也是很不平衡的。许多战争的评论，往往只是讲到进步或落后这一类性质层面的东西，却很少具体分析它的战法，既无战略的总结，亦无战术的解析。这跟外国的研究很不一样，他们战术方面的内容非常的具体，像在记述汉尼拔的著名坎尼之战时，它详细记载了怎样排兵布阵：骑兵放在哪里，步后放在哪里，何为主攻，谁作牵制，何时出击，等等，都有详细记载。我们的记述，则侧重于战争酝酿阶段的纵横捭阖，逐谋斗智，而真正描述战争过程的往往就简单的几个字--“大破之”、“大败之”。我们既不知道他是怎么胜的，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败的，没有一些可操作性的东西在里面。这是史书记载中存在的问题，是属于先天性的，更严重的缺陷是我们的军事史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平面、直观的层次，人云亦云，“百犬吠声”，缺乏立体的、多层次的、多角度的研究。军事史研究低迷不振的现实，直接带来的后果至少有两点：一是西方学者菲薄蔑视我们国家悠久伟大的军事文化传统；二是一般读者对军事历史的“戏说”合理化之认同。
    我从事军事史的研究，一方面固然是工作的需要，另一方面更多的是发现人们有关军事史的研究刚刚处于起步阶段，该领域尚属于一片有待开垦的处女地，可以成为史学研究新的生长点，所谓“秦失其鹿，而天下共逐之。”我完全可以凭借军科院这个“平台”，比较迅速地进入军事史研究的“前沿阵地”。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以军事史为自己治学的主攻方向，其优势就比较容易得以体现了。因为我一方面受过大学十年系统的历史学专业训练，于史学基本知识、基本方法、基本技能均有一定的掌握；现在又在地方高校执教，接触史学研究的前沿，了解史学研究的趋势；另一方面我又曾从戎十余年，担任过师级领导干部，具有较丰富的军事理论素养和军事实践经验，能够较准确运用军事学特定概念观照和梳理军事历史文化现象。总而言之，我的特殊的人生经历和知识结构，为自己从事军事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如果说，近年来我在军事史探索上有所成就，首先要归功于这个背景。
    ○那么您是如何把握研究的切入点，或者说如何具体入手的？
    ●在研究过程中，我始终贯彻了四个基本理念与主要方法：第一，从文献释读、资料积累入手，奠定研究的雄厚基础，努力造就一种注重实证，学贵笃实的健康治学风格。这方面我所做的主要工作，是译注诠释古代著名兵书，整理先秦诸子以及汉唐文集、类书、政书中有关军事文献资料，对一些具体的军事学术问题进行考证辨析。为此我先后撰写了一系列单篇论文，出版了几部具有研究价值的兵书译注读本。主要有：《白话孙子兵法》（岳麓书社）、《白话吴子司马法》（岳麓书社）、《白话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岳麓书社）、《孙子兵法集注》（岳麓书社）、《黄石公三略导读》（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华统一大略》（解放军出版社）、《武经七书全译》（国防大学出版社）、《孙子兵法解读》（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文韬武略》（齐鲁书社），等等。这些著述不是坊间常见的泛泛兵法注释、翻译之作，而集中体现了我有关兵学基本文献考镜源流、索隐发微的学术功底，诸凡字词本义、名物典章、概念范畴，均予以正确的解释，同时对兵书的成书年代、版本著录、承传源流、思想主旨、篇题大义、历史影响，均有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注重以具体战例印证相关的兵学原则。应该说，这些努力是有成效的，也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如容谦先生对我参与撰写的《孙子校释》（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作出这样的评价：“在广泛搜集资料，吸取历代校释成就，运用现代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全面校勘，多所创见，是一部精校精注、集粹于一的力著。”（见《集粹于一的<孙子校释>》，《军事历史》1990年第6期）《白话孙子兵法》与《孙子校释》各印了40余万册，并在台湾等地出版发行；其他像《孙子兵法集注》、《武经七书全译》等书也多次重印，被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等高校列为军事文献学、军事情报学的教材。这些大量基础性工作对我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使得我对中国军事文化有了基本的了解，为从事深层次的军事史研究作了资料、文献方面充分的准备，我把它界定为“点”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