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我负笈北上，进入山东大学历史系师从王仲荦先生攻读中国古代思想史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山大是一所以文史哲见长的传统名校，上世纪50年代历史系辉煌阶段曾有多位著名教授坐镇齐鲁大地、授业莘莘学子。他们包括杨向奎、黄云眉、王仲荦、童书业、赵俪生、张维华、郑鹤声、陈同燮等人，号称“八马同槽”。此外，尚有孙思白、庞朴、华山、韩连琪、卢振华、葛懋春、吴大琨等学术宿儒或中青年名家执掌教鞭。我进山大时，虽说历史系盛况已不如从前，但就全国范围来说，它依然是素孚众望的。能到这么一个新的文化氛围中求学问道，我觉得这又是我个人学术生命飞跃的一个新的契机。我的导师王仲荦先生，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入室弟子，于文学、历史均有高深的造诣，尤精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研究，著有《北周地理志》、《北周六典》、《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金泥玉屑丛考》、《k1o203.jpg华山馆丛稿》、《西崐酬唱集集注》等一系列著作。从阅读这些文本以及平时向先生求教的过程中，我深切体会到仲荦师学术贡献的几个显著特点：一是博通与专精的统一，他既著有会通性质的中古“两史”，又撰有考据缜密、烛隐发微的北周“诸志”。前者示人以“通”，后者示人以“深”。二是理论与实证的统一，如仲荦师作为“魏晋封建论”的主将之一，其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论述反映了其理论思辨、宏观驾驭的深厚功力；同时，他有关古代物价的考证、敦煌文书的释读，又体现了其注重实证、无信不征的鲜明旨趣。三是文与史的统一，仲荦师小学基础雄厚，又曾在中央大学中文系执教，因此他的史学著作注重文采，典雅精致，乃学林所共认。这三条我自认为是追随仲荦师问学的主要收获。然而，1986年6月4日，王仲荦先生因突发性心肌梗塞而遽归道山，使我永远失去了继续聆听先生教诲的机会，至今念及，依然泫然。学校出于对我们几位尚未完成学业的博士生的关怀、负责，聘请杨向奎、田昌五两位先生担任我们的指导老师，以确保我们能顺利完成学业。
    ○山大确实对您很负责任，导师因故中断，马上进行重新安排，更重要的是新导师仍是一流学者；杨向奎、田昌五先生我都有过接触，他们与王仲荦先生一样，也是当代中国历史学界成就卓著的杰出学者。
    ●的确如此。作为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的弟子，拱辰（向奎先生字）师在古代思想史、中国学术史、经学文化、自然科学哲学等研究领域，造诣精深、贡献良多，尤其是关于公羊学、墨学、礼学、左氏学、清代学术的梳理与阐释，实具里程碑式的意义；而昌五师是一位具有鲜明个性特点的历史学家。他史学理论素养深厚，思维敏捷兼之学识渊博，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社会形态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他关于中国历史体系的新论，视角新颖，创见迭出，更引起学术界的普遍瞩目，其中有关中国古代历史循环递进，在重复中整合，在整合中前进的观点，为古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杜甫诗云：“转益多师是汝师。”在我博士生学习期间，三位导师不同的学术研究重点、成就及其特色、方法，使我有幸地得以从不同的侧面略窥高明治学的堂奥，亲切地领悟到学问之道的精髓。这种如坐春风亲炙大师教诲指点、耳提面命，诚属最难得的机会，百求而不可一遇，然而我却碰上了，这无疑是我学术上的造化，是一辈子受益无穷的事情。饮水思源，我今天能够在学术圈中生存下来，不能不归功于当年诸位导师的悉心呵护与得力指导。
    ○那么，您在名师那里学得基本技能，如何实践在科学研究、撰写论文方面？
    ●我个人的研究如果以发表论文为标志，那么应该说是在1984年，那一年《杭州大学学报》刊发了我的第一篇论文：《孟子仁政思想新探》，它是我的大学毕业论文。现在回头看，文章写得很肤浅，没有值得夸耀的学术价值，唯一有点意思的是，它是按魏晋封建论的观点来诠释孟子政治思想的渊源、内涵以及地位的。但是当时看到自己的文章被印成铅字，那种激动与振奋是至为强烈的，也决定了我日后侧重于先秦两汉思想史研究的趋向。
    我硕士学位论文是《孟子政治思想研究》，孟子是儒家“亚圣”，历代有关其学说的探讨成果已是车载斗量，叠床架屋，要出新意的确比较困难。所以我在充分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系统梳理孟子政治思想的同时，把重点放在总结孟子学说价值及其在后世的地位与影响方面，主要的工作是考察了孟子身后地位的浮沉，阐释了孟子学说内在逻辑论证体系，先后整理出《历代贬孟述略》、《孟子政治思想的历史地位与深远影响》、《孟子学说的内在论证体系》一系列专门论文，刊发于《杭州大学学报》、《齐鲁学刊》等刊物。虽然说这些文章还显得稚嫩，属于习作性质，但在学术上还是有一定价值的，它丰富了孟子学说研究内容，进一步拓展了人们认识孟子思想的视野，就我本人来说，则是对先秦儒学的总体情况有了宏观的掌握和理解，为下一步转入两汉思想史研究奠定了比较扎实的基础。
    ○说起“为下一步转入两汉思想史研究”，似乎您在攻读博士学位时，就将此研究方向付诸实施，这是为什么？
    ●山东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我对儒学研究的重点开始由先秦转入两汉，这是因为我根据自己对整个学术动态的了解，意识到先秦儒学的探讨已很难取得重大的突破，当时郭店楚简、上博汉简等新材料尚未被发现，在这种情况下，要完成一篇高质量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我而言是勉为其难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关汉代思想史的研究尚呈现比较单薄的面貌。许多思想史研究者对该时期思想的意义与地位，一般都持轻视的态度，认为两汉时期的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低谷，尤其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儒学理论，是带有浓厚宗教神秘色彩的荒诞之说，有人就把董仲舒等人的思想径斥为“神学”。这种看法在学术界长期占有主导地位。十年动乱结束后，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禁区的打破，这类机械庸俗的观点已渐渐受到怀疑，开始动摇。但是，要真正使两汉思想史的研究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使其有关问题得到正确的认识，合理的评价，仍有大量基础性的工作要做。应该说，我比较敏感地捕捉到这个学术信息，把握住时代的脉搏，适时进行了具有战略意义的研究重心的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