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何休评传》是匡亚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的一部。这套丛书在社会上影响颇大，如杨善群先生著《孙子评传》，名扬海内外，他也因该书成了孙子研究举足轻重的专家。我知道您的《何休评传》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评论何休学术思想成就的专著，填补了这方面的学术空白。请谈谈其创意情况。
    ●谢谢您的赞扬。《何休评传》是我本人研究两汉思想史方面新进展的具体标志。我个人认为，在整个汉代儒学发展思潮中，今文经学占据着主导地位，要对汉代思潮发展全貌、基本特征作出准确的勾勒与揭示，关键在于认真剖析今文经学、尤其是《公羊》学的嬗变历程、学术体系以及得失地位。何休在《春秋公羊》学的历史上是一位继往开来、承先启后的代表人物，早期《公羊》学的理论体系总结完成于他的手中，他所概括的“三科九旨”等一系列命题事实上已成为后世《公羊》学的理论核心。清代著名《公羊》学家刘逢禄曾经指出：“无三科九旨则无《公羊》，无《公羊》则无《春秋》”，揭示了何休在《公羊》学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说明何休不愧为一代《公羊》巨子，他的代表作《春秋公羊传解诂》是汉代思想史上一部重要文献。然而，学术界对何休的思想史地位的关注长期以来显得不足，没有一部专门以何休为研究对象的论著。正如您所说，我的《何休评传》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评论何休学术思想成就的专著，填补了这方面的学术空白。全书分为八章，从汉末社会嬗变与经学思潮深化的角度切入，阐述了何休的生平和辉煌的学术生涯，揭示了何休思想体系的内在结构、文化特色及其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与价值。对何休的“大一统”、“进夷狄”、“张三世”、“通三统”、“文致太平”、尚“偏战”、贵“井田”，以及“灾异观”等一系列政治、军事、经济、伦理、民族、哲学观点，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作出了客观公允的评价，使何休学说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都获得了立体性的展现，大大深化了有关何休其人其学的认识。
    ○书稿出版后，我看到《中国哲学史》、《管子学刊》等发表了书评，对该书的学术价值给予充分的肯定。如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宋艳萍的书评《<何休评传>介评》（《管子学刊》2000年第1期）中指出，《何休评传》“有如下几个特点：（1）结构合理，脉络分明；（2）重点突出，详略得当；（3）既吸收前人成果，又不乏自己的创新；（4）逻辑严密，析理有力；（5）态度严谨，评论公允；（6）资料翔实，文笔流畅”，认为它的出版，“使《公羊》学研究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成为《公羊》学研究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为中国学术界又增奇葩，对我们研究《公羊》学具有重要参考及指导价值。”由此可见，《何休评传》称得上是迄今为止在汉代思想史研究方面最具有代表意义的成果之一。请具体谈谈其特色。
    ●《何休评传》的最显著特色，是将微观资料考辨与宏观学理贯通有机结合起来，将强烈的现代意识与深沉的历史底蕴融为一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提玄钩要，拨开笼罩在何休学说表面的神学迷雾，展现其政治理性的光彩，即从哲学高度指导封建统治机器正常运转的苦心孤诣，从而说明了何休学说的文化意蕴所在，再现传主的文化生命。至于在具体问题的论述中，我也特别注重学术创新，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如指出“贵偏战”为何休军事观念的价值取向，“进夷狄”成为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生生不息的理论依据，“灾异二类说”具有合理进步的因素，《解诂》一书非历史编纂著作而为历史哲学著作，等等，均是言之有据的新看法，对人们进一步探讨何休以及《公羊》学理论或许不无一定的启迪意义。
    更为重要的是，我在研究何休与《公羊》学的过程中，方法上有了重大的改进，这就是我开始完全按照经学研究的既定规范，来认识与理解何休的思想，而不再是依据现代哲学的模式来进行观照和评估，这正是《何休评传》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天人合一：董仲舒与两汉儒学思潮》，较有价值的原因所在。这种变化实际上是一种研究“范式”的更改，宗旨是要实现陈寅恪先生关于对古代思想要抱“同情之理解”的主张，反映在具体经学大师的研究上，也即要用合乎经学自身结构的逻辑语言一步步深入到问题的核心，实事求是寻求可信的结论，而不宜用现代哲学史研究的话语系统去加以图解。换言之，是根据“内在理路”而不是“外在模式”去从事对古代思想家的研究。当年研究董仲舒学说时的最大遗憾，是对董氏作为经学家的特定身份注意不够，而《何休评传》弥补了这一缺憾，因此书稿的学术品位与价值都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您从1984年第一篇文章发表以来，至今或许可以形容为著作等身，您对自己的论著大致可以归纳为哪几种类型？
    ●从1984年到今天，我撰写和出版了多部著作，在海内外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数量虽然比较繁富，但是归结起来，这些成果都是按照两个方向逐次展开和形成的，也就是说20余年的学习和研究基本上是围绕两个重点来进行的。这一是关于中国古代军事史的探讨，包括历代军事思想、古代战争与战略、历代军事制度以及古典兵书的整理与解读等等。这方面的主要成果有：《春秋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战国军事史》（合著，第二作者，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孙子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中华统一大略》（合著，第一作者，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出版）、《插图本中国军事史》（合著，第二作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中国古代的皇权与将帅》（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出版）、《刀剑书写的永恒：中国传统军事文化散论》（国防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孙子兵法解读》（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先秦喋血》（华夏出版社1996年出版）。二是有关先秦两汉思想文化史的研究，重点是两汉时期儒学与经学的论述；代表性的成果包括：《董仲舒与新儒学》（台湾文津出版社1992年出版）、《天人合一：董仲舒与两汉儒学思潮》（岳麓书社1999年出版）、《何休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道德经译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我比较注意学术动态，据悉这些论著面世后，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和充分肯定，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中多篇论文为《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文摘》、《中国哲学年鉴》、《中国历史学年鉴》、《文摘报》所转载或摘登；著作《影响中国的一百次战争》获得“中国图书奖一等奖”，《春秋军事史》、《战国军事史》获得“国家图书奖提名奖”，《论董仲舒新儒学的主导性质与基本特征》获得“首届全国青年优秀社科成果奖”，《中华文明史》、《孙子兵法画册》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入选图书奖”，《白话孙子兵法》获得“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孙子评传》、《孙子校释》获得“全国图书金钥匙奖”，《孙武兵法82篇考伪》获得军事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等。而且还听说，由于业务实绩比较突出，您还被遴选入“百千万人才工程”（军事科学院共计两人），并于1997年您被军事科学院评为研究员、次年又担任博士生导师，这在当时的军事科学院内都是最年轻的。从中可以反映出您的学术研究能力和贡献已为所在单位领导和社会所首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