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不是所有的史学研究成果都能成为决策依据。严格地说来，大约只有宏观的研究，尤其是对中国的和世界的近现代史的宏观研究的成果有可能变成决策依据。一人、一事、一本书、一件器物的研究，对于历史学来说，当然不可或缺，但这种研究很难为重大决策提供依据。古代历史的研究，当然更是历史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过，很可能越是古代的史学研究越不可能为当代的决策提供依据。
    第三，事实上，在当代中国史学界，凡与重大决策有关的史学研究，大多只是为现行政策提供注脚或证明，而不是提供依据。从现象上看，某些史学研究的课题产生在决策之后而不是在决策之前；从实质上说，这一类史学研究的结论依赖于政治上的如何决策，而不是政治上的决策在一定的程度上依赖于相关的史学研究的结论。这种缺乏相对独立品格的史学研究，究竟是科学的还是非科学的，究竟是历史学的功还是过，喜还是忧，究竟是它的功能的发挥还是异化，难道不值得人们作深刻的反思？
    总之，人们对于历史学可以提供决策依据的功能，往往只是说说而已，听听而已，在实际上要么是做不到，要么是做不好的。
    关于历史学“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功能问题，这里也有几句话好说。
    首先，历史学可以起到对群众进行各种各样的教育作用。单单列出其中的一种来，自然不能算错，但也容易引起误解或混乱。
    其次，在进行这一教育的时候，尤其要注意这种教育的科学性。弄得不好，很可能会引发出一些始料所不及的后果来。
    所以，关于历史学的这一功能问题，似乎不可过于强调。
    六
    有必要对以上所述各点作一个简要的结论。
    历史学在当今社会科学各门学科的分工中自有其一席之地。
    在现实生活中，历史学是有用处的。这个用处，不是太大，也不是很小。只有把历史学的用处估计得恰如其分一些，才能使历史学家脚踏实地。站在天上，不好，容易目空一切；居于深谷，也不好，容易不见光明。
    回过头来看一看近几年关于历史学的社会功能问题的讨论，便会发现：把历史学的用处估计得过高、过大、过多者，确实有之，但这种过份的估计，往往是史学工作者的主观愿望，不是历史知识的传播对象对历史学提出的要求。其结果，只能使生活在现实之中的某些历史学家陷入盲目自大和自欺欺人的境地。把历史学的用处估计得过低、过小、过少者，同样有之，但这种过份的估计，同样还是来自历史学家，仍然不是别人对历史学作出的估价。一些历史学工作者在盲目自大却又总不为社会所承认之后，便会陷入苦恼和悲观的境地，从而对历史学抱虚无主义甚至取消主义的态度。不言而喻，这两种过份的估计，都不符合事实。
    当然，历史学也不是一件仅仅为了供人使用而被人制造出来的“物品”，所以它的用处总也不是那么的具体、明确和固定。如果它是那样的“物品”，也就省去了许多麻烦，不会有关于它的功能问题的讨论了。例如，一支自来水笔，其用处显而易见，从来没有人去讨论它的用处问题。因此，关于历史学的功能问题，将会长期讨论下去。
    只是在这个讨论过程中，不要忽略了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人，特别是不要忽略了历史知识的传播对象。他们不仅仅是被动的传播对象。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作用能否得以实在的充分的发挥，只能取决于他们的实践活动。
    因此，他们对历史学的需求以及历史学如何去满足这个需求，应该是讨论历史学功能问题的出发点或立足点。
    至今为止的我国历史学，还不能说已经充分注意到了大多数人们对历史学的需求，更不能说已经较好地解决了历史学如何去满足这种需求的问题。
    过于热中于为自己和为少数人服务而忽略了大多数人对历史学的需求，过于偏爱自己的兴趣、爱好而不顾国计民生的需要，过于陶醉于一种虚幻的自我安慰或自我解嘲的境界而不愿从天上落到地上，过于苛求他人而很少责备自己，过于喜好空泛的议论而不愿作具体的分析，等等，很可能是在历史学的功能问题上和在讨论这一功能问题时存在于史学界的一种流行病症。
    最后，还有一点要说：以上所论种种，欢迎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