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簋》与《召诰》的文体酷似，它们却已用周人特有的记时方式记录史事。《召诰》虽然不是原始本然的，改动增饰的成份较多，但却保留了卜辞、金文记事雏型的遗影。总的来讲，这种以周人改革后的记时方法而记录史事的式样最终没有直接发展为象《春秋》这种严格的编年史。昭王、穆王之后，内史地位的显要，册命书史的加繁，这种日记体的日历形式便被长篇的记言、记事体所代替。
    周代文化繁盛的标志是共、懿时期廷礼盛行的史官代王册命制度的确立，以及册命仪式在金文中取得支配地位（15）。与昭、穆、共、懿以后彝器文化相适应的是器铭不断累加增繁，从而构成西周后期青铜文化的一大特征。郭沫若称“此乃彝铭之第二阶段进化也。此阶段之彝器与竹帛同科，直古人之书史矣。”（15）揆诸铭文，共王时期的《史墙盘》铭文284字；厉王时《多友鼎》铭22行79字，《大克鼎》290字，《矢人盘》352字；宣王时《匜》铭6行、盖7行凡157字。《毛公鼎》497字。……这些重要长篇铜铭，大都是具备书史性质的册命金文。就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而言，无论是“铭文书史”（即册命书史）内容的广泛性，还是以“王若曰”为模式的公式化叙事形态，都构成了中国早期编纂学的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新要素。更有意味的是，“铭文书史”已开创有意识记载历史的先例。
    滥觞于商代的古典史学，虽然历史记述的诸要素基本齐备，但历史的记录并没有构成有意识的历史作品。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一部有意识的历史作品则是《春秋》，而铭文书史恰好是处于由口述史时代向成文历史时代过渡的最好典范。无论是记载的对象、内容，还是形式、体裁，都已具备周秦史书制作的规模。所以郭沫若说：“彼周秦诸子，广义而言，余谓均可称为金石学家”（《周代彝铭进化观》）。传世《尚书》的周代诸篇及《诗经》的《雅》、《颂》，其中很可能有琢镂于金石盘盂之文而为孔子所辑录者。如《文侯之命》文辞与《毛公鼎》如出一人手笔；《大雅·江汉》与《召伯虎》铭文不仅所记为同时事，文例也完全相同；再如康王时《大盂鼎》，内容酷似沿袭殷商后期铜铭纪年月日方法的《酒诰》。《公羊疏》引闵因叙曰：“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疏》谓：“周史而言宝书者，宝者保也。此其可世世传保以为戒，故云宝书也。”宝书当即钟鼎盘盂之铭，钟鼎盘盂为宝，故其铭称曰“宝书”。郭沫若说：“孔子与其弟子周游列国，于列国宝器必多目验，盖曾一一记录其铭以为修史之资”（《周代彝铭进化观》）。
    在西周初期，记事铭文为金文之大宗，而后期文书史的增强，使记言体逐渐占据上风，甚至出现纯粹记言的册命文书。如《毛公鼎》就将册命仪式全部省掉，以册命文书所特有的套语“王若曰”开头。记言体的代表作品就是“右者记言”（内史居君之右侧，掌书王命）的《尚书》。与西周后期记言体的独立相适应的是编年史的进一步发展，如《克钟》就与《春秋》的式样相同。章太炎曾言成周无《春秋》，但我们从西周中、后期比较一致的铭文、史书的文体、辞例等方面来看，《春秋》这种史书应该已有初步写定。至少从金文“以事系日，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的严格程式中，可以看到《春秋》这种编年史的实体早就存在了。
    总之，卜辞是中国史书的渊源，尤其是编年体史书的雏型。西周以来的记事方式，也是直接或间接由卜辞发展而来。西周中、后期以来，编年体与记言体开始从铭文书中独立出来，从而出现了《尚书》与《春秋》两部代表性作品。春秋以后的历史记述形式，基本上游离于二者之间。而真正超越编年、记言这两种记事模式，并以新的历史记述形态的面貌出现的纪传体，则是标志中国史学臻于成熟，进一步发展的伟大史家司马迁的《史记》。
    史诗与史学源流
    中西原始诗歌虽然起源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却几乎同时表白了同样的心声：诗源于回忆，或者说，诗表达回忆（16）。所谓“诗言志”，原本是“载道”、“记忆”和“记事”（17）。所以闻一多说，“记忆谓之志，记载谓之志，古时几乎一切文字记载皆曰诗”（志与诗原来是一个字）。无论是原始记事时期还是成文历史时期，诗歌都是人类童年时代各民族、部族的历史谱系的古老式样。“在亚述、叙利亚、腓尼基、埃及、希腊和拉丁这些民族中间，语言都是从史诗音律开始，然后过渡到抑扬格，最后才变成散文。”“最初的历史必然是诗性的历史。”不仅开始写罗马史的是诗人，即使和世界一切其他民族都隔绝的一些野蛮民族，例如日耳曼人和美洲印第安人，都是把他们各自的历史保存在诗篇里。总之，“在复归的野蛮时期，一些历史都是一些拉丁文写作的诗人们写的”（18）。
    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孟子·离娄下》）研究中国历史编纂学的起源，这是一条极为重要的材料。按照我们的理解，它包涵了这么几层含义：
    第一，战国之前，中国史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诗》与《春秋》两大时代。《诗》原本也是一种史，是一种《春秋》；《春秋》所以能代《诗》而兴，因为《春秋》也有《诗》的效力。
    第二，“《诗》亡然后《春秋》作”暗示了《诗》消亡的原因和《春秋》写作的相对年代，同时也意味着口述史向成文历史转化的契机。
    第三，所谓“其文则史”表明《春秋》已是旗帜鲜明的史，而《诗》、《春秋》的互替本质上是诗教向史教（“春秋之教”）的转变。
    首先，我们讨论史诗的内容及消亡的原因。
    史诗（或原始诗歌）包含着抒情与叙事（历史）两个关系密切的层面。原始诗歌的起源几乎与远古时代的图腾准巫术仪式同样古老。在以巫师为主角的群体表演、操作仪式中，诗歌——咒语与舞乐混沌一体而此伏彼起，《论语·阳货》所谓“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恰恰揭示了诗的原始模型：言（诗）咏（歌）、动（舞）三位一体准巫术仪式（参《乐记·乐象》），而《诗》三百篇就是这一时代的产物。但到了《楚辞》那里，已不再象《诗经》那样是被歌唱的，而是被朗诵的，也就是说，文学一旦脱离了音乐，便开始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本质上抒情的“歌”与本质上记事的“诗”，它们的截然不同，决定了“古代歌所据有的是后世所谓诗的范围，而古代诗所管领的乃是后世史的疆域”（19）。在散文产生之后，诗与其他史籍在体裁上有有韵与无韵之分，在散文出现之前，不仅连这点区别没有，而且所有的诗竟是史的内容，所有的史也竟是诗的形式和式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