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白了“其文则史”的含义，孔子另一句话：“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以及《春秋》笔法也就迎刃而解了。孔子以史法（或诗法）入《春秋》，就是所谓断之以“义”也。而断义法则是通过笔法或辞法来体现的，所以关键问题是《春秋》笔法。《左传·成公十四年》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左传·昭公三十一年》略同）“微而显”以下四句，实际属于修辞学方面的特点，也就是《礼记·经解》所说的“属辞比事，《春秋》之教也。”其实是编纂体例。这说明《春秋》对书面文字的精细，严谨而有见识的使用，证明它远非一个只是日期和事件结合的年表，而有着深远的逻辑意义。“惩恶劝善”或如《庄子·天下篇》所言“《春秋》以道名分”，是《春秋》的社会功用，应该说这才是《春秋》之教。用胡适的话来说，这就是寓伦理判断于历史事件的“评价”之中（29）。《国语·楚语上》载申叙时说：“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抑恶焉，以劝戎其心。”这便是最好的证明。《史记·孔子世家》说：“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倘若六艺中的其他经典或许多少有游、夏文学弟子删定的迹象，而相传唯《春秋》笔削皆出孔子之手定（《公羊传·昭公十二年》疏引《春秋》说）。可见，孔子是在修辞及体例上下了一定的功夫（30），“知丘者”、“罪丘者”皆由《春秋》若与大义无关，则文字出入，古人初不深计。
    总之，原始诗歌由记事、祭神的巫史文化的宗教历史作品过渡到抒情性的文学艺术作品，的确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产物。由于诸子散文的兴起，文学与音乐的分离，尤其是编年史作品的普遍修撰……，这样，随着史诗时代的结束，原始诗歌作为一种形态古老的史诗，在功能上便被史官文化的新的编年史所代替，这大概就是中国其所以没有出现象《荷马史诗》那样长篇巨著的史诗的原因。当成文成史普遍写定的《春秋》时代，代替了“诗歌”、“神话”、“卜辞”等“准史学”的叙述程式，中国历史编纂学便从原始“准巫术仪式”的原型的牢笼中解脱出来，走上相对独立发展的历程。
    注释：
    ①李泽厚：《中国思想史杂谈》，《复旦学报》一九八五年第五期；杜维明：《中国传统文化纵横谈》，《社会科学》（上海）一九八六年第八期。
    ②H·巴特菲尔德：《中国史学的起源》， 《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一九八四年第七期。
    ③《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页一七三。
    ④G·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页三三五，杨预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二月第一版。
    ⑤《当代史学主要趋势》页一五○。
    ⑥郭沫若：《卜辞通纂》页三六二，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六月第一版。
    ⑦于省吾：《略论甲骨文“自上甲六示”的庙号以及我国成文历史的开始》，《社会科学战线》一九七八年第一期。
    ⑧罗琨：《殷墟卜辞中的高祖与商人的传说时代》，《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殷都学刊》增刊，一九八五年二月。
    ⑨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释工》，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六月第一版。
    ⑩贝塚茂树：《古代に於けの历史记述形态の变迁》，《贝塚茂树著作集》卷七，页二一二，中央公论社、一九七六——七八年。
    （11）R·G·柯林伍德指出，准历史学有两种形式，即神权历史学与神话。详见《历史的观念》页一五——一六，何兆武、张文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四月第一版。
    （12）胡厚宣：《武丁时五种记事刻辞考》，收入《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册三，一九四四年。
    （13）胡厚宣：《卜辞记事文字史官签名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二本，一九四八年。
    （14）李学勤：《周文王时期卜甲与商周文化关系》，《人文杂志》一九八八年第二期。
    （15）郭沫若：《彝器形象学试探》，《郭沫若文集》卷一六，页三一○，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二年十一月第一版。
    （16）王一川：《“兴”与“酒神”——中西诗原始模式比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一九八六年第四期。
    （17）朱自清：《诗言志辨》，《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七月第一版；闻一多《神话与诗·歌与诗》，古籍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六月第一版；蒙文通：《周代学术发展论略》，《学术月刊》一九六二年第一○期。
    （18）G·维科：《新科学》页二九、四二五、四三四，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五月第一版。
    （19）（23）闻一多：《神话与诗·歌与诗》。
    （20）李学勤：《史惠鼎与史学源流》，《文博》一九八五年第六期。
    （21）详见拙文《（春秋）释名》，《宁夏大学学报》一九八八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