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直言《诗》三百篇中“玄鸟”、“长发”、“殷武”、“生民”、“公刘”、“六月”诸篇“为中国最初之史”。“邃古传说，可谓‘不文的’之史；其‘成文的’史则自史诗始。我国史之发展，殆亦不能外此公例。”验之古代文献，诗确系一切史书的通称。《墨子·非命下》引《太誓》曰：“天有显得，其行甚章；为签不远，在彼殷王；谓人有命，……”《孟子·滕文公》引《太誓》曰：“我武维扬，侵于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左传·哀公六年》载孔子引《夏书》曰：“唯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刚，乃灭而亡。”这些都是文句比较整齐的诗体韵文，和《诗经》的《雅》《颂》没有什么两样。另外，《墨子·明鬼下》引《周书·大雅》“文王在上，于昭于天，……”云云，见《诗·大雅·文王之什》，说明当时“诗”就是“书”，诗、书不分。所以《墨子·非命中》又有“夏商之诗书曰……”的征引法。这更说明古代诗是史书的泛称。除此之外，诗、史原本为一，可以从作者上找到证据。《大雅》之《崧高》、《烝民》末章均有“吉甫作诵”之言，甚合西周书记之例。如《尚书·洛诰》末题“作册逸（即史伊）诰”，再如西周铜器《散氏盘》末题“史正仲农”。由此可知，尹吉甫是诗人——至少是《大雅》中之祭祖歌“颂”的作者。传世铜器《兮甲盘》即尹吉甫之器。据王国维考证，此人以兮为氏，名甲，字吉父，曾为周宣王时的太史（《观堂别集》卷二）。此例可证古史官即诗人或原本为诗人，故《小雅·六月》有“文武吉甫，万邦为宪”之誉。在上古印度，祭司、巫师和智者、诗人也往往是多位一体的。《吠陀》中称这种人为“智者”或“见者”，后来便称为“诗人”。此可傍证上古中国的巫史也是诗人、史官、巫师的多面手。
    从金文可知，至少西周晚期，就有史官把《诗》作为可以知教善恶的信史来引用了。一九八○年春出土于陕西省长安县的《史惠鼎》，铭文五行二十七字。其中说：“惠其日就月将，察化恶藏，持纯鲁命。”“日就月将”引《诗·周颂·敬之》。三句大意为，史惠日有所成，月有所行，能知以善恶教人，得到嘉美的锡命（20）。由此可见，西周晚期史官已引《诗》为史、劝善抑恶了。
    《春秋》本是先秦时代编年史的特称。周王室及各诸侯国的历史式样首先是编年史，所以《春秋》又是一般史书的通称（21）。据蒙文通先生考证，先秦各国史著不仅称为《春秋》，而且还称为《国语》或《语》，《左氏春秋》就是《国语》或《春秋国语》（22）。我们知道，孔子作的《春秋》是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其余各国《春秋》也当大致起于同时。《墨子·明显下》为了阐明“鬼神之有”的理论，引证“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而以周之《春秋》“周宣王杀其臣杜伯”一事为早，其余各国《春秋》都在周宣王之后。在此之前，不是引某国《春秋》，却引证《夏书·禹誓》，《商书》和《周书·大雅》。墨子这些引证，暗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宣王以前的历史故事散存于《诗》、《书》、（实质上也是《诗》，说见前）之中，而宣王以后的历史故事却记载于各国《春秋》之中。这不仅说明《春秋》的记载是衔接着《诗》的，同时也证实了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是可信的。
    再从《诗经》和各国《国语》的写作年代来考察。据《毛诗》所载《诗序》和郑玄《诗谱》来看，《商颂》终于周宣王、平王时，时代最早；《陈风》终于周定王时，时代最晚，可见《诗》的一般终点在公元前七、八世纪之际，也正是孔子《春秋。开始的时间。《国语》中各《语》的年代，除《吴语》、《越语》时间较晚外，其余多开始于公元前七、八世纪。《国语》以穆王征犬戎一事为最早，但记事又记年却始于周宣王。这说明各国口述史向成文史转变或各国编年史的普遍写作，正是上述各国《诗经》结束之时。这是中国历史编纂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从巫史文化时代转入史官文化时代，也是由“诗三百篇”时代向成文史的“百国春秋”时代的转变。这一转变，无疑预示着史诗时代的结束和编年史时代的开始。
    其次，我们讨论诗与史的深层联系及编年史的意义。
    孟子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其文则史”是理解这句话的关键环节。我们依照闻一多先生的做法，从史字的一个较冷僻的训诂中，追寻史的新义及诗与史的渊源。
    质胜义则野，文胜质则史。（《论语·雍也》。包咸注：史者辞多而质少。李慕注：质，质朴也；文，文彩，皆指行李之威仪，言辞也。）
    辞多则史。（《仪礼·聘礼记》。郑玄注：史谓策祝，亦言史官辞多文也。）
    繁于文彩，则见以为史。（《韩非子·难言》）
    米盐博辨，则以为多而史之。（《韩非子·说难》）
    闻一多说：“‘繁于文彩’，正是诗的荣誉，这里却算作史的罪名，这分明坐实了诗史之间不可分离的关系”（23）。我们进一步讨论“其文则史”一语的含义，认为史即“繁于文彩”的史祝祭神颂辞，严格地说是史辞，也就是诗辞。据范文澜研究，经书文辞分散文与诗歌两类，散文分质言、文言两体。质言如《周书·大诰》、《康诰》、《酒诰》等篇，直录周公口语，辞句质朴，不加文饰，凡朝廷诰誓、钟鼎铭文多属质言体。文言如《周书·洪范》、《顾命》以及《仪礼》十七篇，都是史官精心制作，条理细密，文字明白，凡史官所作，多属文言体（24）。最古的史官巫祝本是诗人，所以史官的作品都近乎诗体、韵文，而真正的散文作品或历史散文则是老、庄以后的典故，所谓文言恰是韵文向散文的过渡。据阮元《文韵说》，齐、梁以前，“韵”兼包近代“声”、“韵”两个意义，而齐、梁时则“有韵为文，无韵为笔”。那么，我们可以说，商周时的史辞就是韵文，即俪辞偶语。
    从古献资料看，《周易》“经文的爻辞多半是韵文，而且有不少是很有诗意的”（25）。《尚书·大禹谟》“帝德广润”段，《伊训》“圣谟洋洋”段，《礼记·曲礼》“行前朱鸟而后去武”段，《乐记》“今夫古乐”和“夫古者天地顺四时”诸段，以至《老子》、《庄子》都有用韵的痕迹（26）。有一个较典型的例证就是《左传·哀公九年》的史辞协韵。史龟曰：“是谓沈阳，可以兴兵，利以伐姜，不利于商，伐商则可，敌宋不吉。”《曰知录集释》卷二引阎若璩云“：不曰伐齐与宋，而变文言姜与商，取与上文阳、兵协韵也。”史龟为晋史，可见史家有变文协韵的讲究。其次，从青铜器铭文亦可见史官的文辞竟是韵语，如《史墙盘》，记载世为史官的史墙家族的历史，不仅开头就用“曰古文王”这种史官贯用的套语，而且全篇多为韵文。此外，盘铭还特别喜欢用四字，有时甚至为了凑成四字而不大顾及到语法。如“静幽高祖，在微灵处”一句，按语法应是“处灵”，而为了使“处”与“祖”协韵，便倒成了“灵处”。更有意味的是盘铭中还出现了一些对句或接近对句的句子，所以有人说：“这篇盘铭是已知的时代最早的一篇带有比较明显的骈文味道的作品”（27）。除此之外，器主为卜史的《曶鼎》的作者是卜官，《史惠鼎》的作者是史官，其铭文都有典雅协韵，古奥费解的特点。以上引证，足以说明孟子所言“其文则史”的史就是史辞，也就是诗辞或文言韵语。那么，《春秋》与《诗经》的关系也就真相大白了。诚如清初学者钱谦益说：“人知夫子作《春秋》，不知其为续《诗》。”（《有学集》卷一八）钱钟书先生亦说：“与其曰‘古诗即史’毋宁说：‘古史即诗’，此《春秋》所以《诗》亡之后也”（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