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的比较划分以政治现代化是一国现代化之关键的论点为依据的。为之，布莱克将政治现代化的程度与方式高低划分为七种类型。英法属于第一类型。它们的现代化挑战来自内部，经济与社会的重大变革经历了很长的时期。在此过程中，传统制度逐渐适应并具有了现代功能。美、加、澳、新属于第二类型。它们的特点是，摒弃母国的传统政治，以一种非固定形态社会的姿态面对现代化，社会结构没有凝固、较易改变。欧洲其他国家属于第三类型。其特点是现代政治领导权的巩固深受他国范例的影响，领土变动较大。二十二个独立的拉美国家属于第四类型，其大多数人口是外来的、受欧洲母国的传统政治与殖民影响较深，到了本世纪五、六十年代，才形成力图现代化的领导集团。第五类型的国家是那些政治现代化没有受到外力的直接干涉，但受到先进国家的影响，如俄国、中国、日本、伊朗、土耳其等。它们的共同点是都有一个历史悠久的中央政府，都能抵抗直接与全面的外来统治。不同于欧洲，不存在从外来统治的不同领土上创立新的国家的问题。这一类型的国家所面临的近代化挑战，基本上是来自外部的，尤其是从外国获得有关近代化的知识，形成了对社会内部的挑战。因此，上述国家的政府一般称为“局部性或防御性的”近代化措施，以保存旧政府，并阻止进行国内外拥护近代化人士所提出的更为剧烈的或彻底的改革。如彼得大帝与尼古拉一世的俄国之改革，日本的德川幕府和明治维新，中国晚清的政治家以及土耳其的穆罕默德二世与阿布杜尔—马杰德一世的改革。这些改革的一个特点，不是改革传统制度，而是加强传统政府的力量，以抵御外来的压力，因而这些国家推进近代化的过程缓慢曲折，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的向心力与认同感使这些国家在近代化外来压力下保持团结。第六和第七类型的是其他亚洲、非洲、大洋洲和一些拉美国家。
    以上介绍了《现代化的动机》这本书的基本内容。通阅全书，我觉得，布莱克教授的这样几个方面的思路和观点值得我们重视。首先，他认为，要想了解近代化、现代化的成长与普及，从政治方面来研究是最容易的一个方法，因为政治是国家结构的基础，是行动计划的观念化及实行，它最为集中地反映了一个国家与社会的发展方向，政治也最能展示近代化和现代化过程之复杂性。更为重要的是，他指出，在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应当重视国家现代化的领导者的巨大作用。“没有一个把改革社会经济政治作为首要任务的现代化领袖，一个民族国家的经济与社会是不会有很大改变的。”历史的转变深受领导人物的影响，他们决定着现代化方式的选择——现代化之性质、实施的方法、以及传统制度以何种方式去适应现代的功能。现代化的政策直接受制于领导者对诸如此类问题的认识与理解：进行现代化需要改变哪些制度，哪些却不必改变？应当如何看待传统文化？怎样吸收外国的经验？等等。因此，政治现代化是整个现代化的关键。
    而笔者以为，政治体制改革则是政治现代化的最基本的前提。政治体制如同社会一样，也是一个有机的东西，深受历代政治和各种现实因素的影响，完全地创新或彻底地摒弃是十分困难的，因而唯一的途径只能是进行改革。一般来说，在经济发展、向外开放、社会结构变动以及思想观念、价值标准的变化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改革一般应主要解决这样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政治参与问题。这是社会变迁的客观结果和必然要求，是政治民主化的最基本问题。二、决策权力分层问题。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国内地区发展的差异，自然要求将一部分决策权力向地方和部门下放，同时决策过程也要求更加科学化和民主化。三、财富分配问题。经济的增长、财富的增加，一方面加强了政府在财政方面的权力，另一方面也促使社会各个集团和阶层通过政治活动的途径来影响政府的财富分配政策。四、社会冲突和管理问题。财富的增多、社会流动的加快、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以及传统规范的某些方面的失效，使社会各集团阶层团体之间产生冲突的可能性增高，而且也加剧了个人与群体以及社会之间的冲突，这就必然要求政府和社会集团阶层通过适当的途径和方法来加以解决。这四个方面问题解决得如何，主要取决于政治体制结构的调整、领导人的观念更新以及领导能力的运用。
    进行政治改革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是主动的改革，即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对政治体制结构进行必要的革新；二是被动的改革，即被迫采取一些让步或权宜之计的措施，来缓解矛盾与冲突，实则仍是意在“保护”旧体制结构。两种不同的方式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前者能够适应社会的不断变迁，使改革获得成功、推进政治现代化。后者则最终可能导致政治体制的危机与社会动乱。要使政治改革取得成功，不仅应采取主动的精神态度，而且必须注重实施政治改革的艺术。一、改革应与安定并重。改革是促进社会进步发展的手段，但改革必须是有秩序的变迁。二、权威与自由平衡。改革意味着是对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方式的变革。一些涉及大规模的、基本的和长期的改革措施必然要触及一些人和某些阶层集团的利益，而遇到阻力。如果缺乏一定的权威，改革就无法成功。同时，要使政治改革充满生机活力，则必须有一个相对扩大的自由环境，才可能焕发人们的积极性与创新精神。三、改革应将阻力减少到最小。美国政治学家S·P·亨廷顿认为，改革策略应采取“费边主义”的渐进方式，一个方案一个方案分别推行，甚至不要把全盘计划的意图加以声张，以免那些与此相关的不同集团结成反对阵营、加大阻力。他认为土耳其基马尔的改革能够成功，正是采取了这种策略。四、改革必须是长期的、持久的。因为改革是对旧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更新，而过去的观念与行为已经成习，并且亦已内化为人格的一部分，一下子发生转变乃是不可能的。因此，有效的改革必须先从沟通思想、培植新的价值观念、增强大众传播的作用开始，然后采取一系列的具体措施使人们的行为发生逐渐地改变，故改革必须是循序渐进的。英国哲学家卡尔·R·波普尔认为，如果要使改革获得成效且又使代价不至于过大，就必须采取渐进的策略。他的理由是，人们的知识是有限度的，因而政策的推行过程中难免会发生错误。要避免过大的失误，改革的幅度就不宜太大。只有这样，才能及时发现错误所在，以为今后决策时作参考。其次，人并非是一个恒定的因素。社会改革处处涉及到人的因素，而人的行为并不完全且时时合乎理性的，很有可能产生意料之外的结果，因此，审慎而又逐步的改革乃是必要的。此外，传统必须受到足够的重视，因为现实的社会生活具有一定的继承性，和对传统有着某些方面的依赖，现存的政治体制结构亦是如此，人们不能无视现实进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