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是世界现代史、现代国际关系史、美国现代史、苏联史等学科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持续战后四十多年，对世界各国乃至整个国际格局的发展产生重大深远影响，被某些西方学者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人类最接近于集体自杀的一次经历”。“文革”前由于我国基本处于封闭状态，有关方面的资料甚少，对“冷战”的研究极为薄弱，只是零星翻译出版了一些西方政治家的回忆录和个别西方学者的著作，同时发表了一些批判美国侵略政策的文章。“文革”后我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冷战史研究如同其他学科一样出现了生机勃勃的局面。我国学者乘改革开放的东风，翻译出版了不少外国学者、政治家有关冷战的著述，并尽可能依据第一手资料，采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开展自己的研究，初步形成了一支精干高效的研究队伍，推出了一批批颇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本文将对改革开放20年来的这些研究成果作番巡礼，这对于促进我国学术界的“冷战史”研究不无裨益。
    一
    冷战史研究首当其冲者是起源问题，这是西方学术研究的一出重头戏。在西方浩如烟海的冷战史研究成果中，冷战起源的研究占了很大比重。颇为相似的是，20年来我国不断增加的冷战史研究成果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涉及冷战起源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
    1、认为冷战是由美国酝酿和发动的，苏联只是被动的应战者。 竺培芬认为，美苏之间爆发冷战绝非偶然，也非一朝一夕，而是战争后期两国在波兰问题和德国问题上利害冲突的逻辑延伸。战后美国实力雄厚，处处盛气凌人，成为冷战的发起者，而苏联则是被动应战者（注：竺培芬：《冷战起源浅析》，《世界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2期。 ）。张宏毅、董宝才指出，造成冷战紧张局势的根源在于美国推行霸权主义，美国必须对冷战承担主要责任。从两大阵营形成的基本过程看，也反映出美国是冷战的责任者。并指出，雅尔塔体制的“大国安排世界”和“划分势力范围”体制造成冷战局面的观点是“片面的，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注：张宏毅、董宝才：《也谈二战后期冷战的责任者问题》，《历史教学》1990年第9期。）。
    2、认为冷战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是双方行为的结果， 并非美国单方面对苏联发动的，或仅仅是由美国的政策和措施引起的。沈志恩指出，冷战并非美国“独家制造”，而是“美苏共振互动所致”，双方在东欧、德国、黑海海峡、伊朗、东亚等问题上共震互动，“又经双方最高领导人升华”（注：沈志恩：《冷战起源论》，《浙江师大学报》1994年第3期。）所致。 张盛发分析了作为冷战一方的苏联在冷战形成中的举措，以此来说明苏联对冷战的爆发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注：张盛发：《论苏联在冷战形成中的举措》，《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 期。）。杨铮认为，美苏在战后都打算利用时机调整和配备力量，确定势力范围，以各自为核心组建新的国际体系，因此美苏为划分势力范围而爆发了冷战（注：杨铮：《试论均势原则与战后国际力量对比》，载《国际关系史论文集》1981年版。）。高明振则认为，冷战是由美苏对雅尔塔协定的不同解释引起的（注：高明振：《冷战起源探析》，《华中师大学报》1988年第2期。）。
    3、 强调英国在冷战形成中的主动作用。 黄亚红指出， 英国早在1946年上半年就形成了联美反苏的冷战政策。1946年夏季的土耳其事件就是英国这一政策的体现。英国由于自身力量不足，为抵抗苏联的努力扩张，确保英帝国的利益和国家安全不受苏联的威胁，必须争取美国的全面合作，于是“拉拢美国结成亲密的联盟”。美国只是由于自身的需要于1947年“加入冷战”，并由于实力雄厚而“取得了反苏阵营的领导权”（注：黄亚红：《试论英国冷战政策的形成（1944-1946）》，《世界历史》1996年第3期。）。席来旺、 司昆阳则着重强调了丘吉尔个人对冷战爆发所起的作用。
    4、 认为以美苏争夺为核心的东西方冷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时殷弘指出，“冷战的起源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导致冷战的一些重要因素是，“美苏在战时的军事合作本身就包含着冲突种子”；“冷战的一个基本原因是美国政府旨在支配世界的‘全球主义’”；美国统治阶级根深蒂固的反共意识形态使其把苏联的对外政策目标视为谋求世界性扩张；美国实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迅速膨胀，刺激了它到处扩张的欲望及遏制苏联的自信；战时苏联在租借援助和第二战场等问题上对美国的猜疑妨碍了它争取战后同美国和平共处的积极努力；苏联在波兰问题上的大国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刺激了美国政府内外的反苏情绪；在伊朗和黑海海峡问题上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做法成为美国对苏联强硬方针的一个诱因（注：时殷弘：《美苏从合作到冷战》， 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白建才认为，冷战深深根植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的抗争，直接产生于苏联保障国家安全战略与美国称霸全球战略的碰撞，原子武器的出现增强了美国的实力，加速了冷战的爆发，英国对冷战的爆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注：白建才：《论冷战的起源》，《陕西师大学报》1995年第4期。）。 苏格则从三个层次剖析了冷战的缘起，指出：“从国际层次上看，意识形态的差异和战后地缘政治因素逐渐使东西方形成战略对峙，双方互感‘安全威胁’”；“从国家层面来看，美国综合国力和核武器的优势，使美国确立了‘领导世界’的国际战略，并首先采取对苏强硬政策”；与其有特殊关系的英国“对美苏冷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决策者个人层面看，‘政治现实主义’理论家的政策建议则是促成华盛顿选择‘遏制’道路的重要因素”（注：苏格：《美国与冷战的缘起》，《外交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
    那么，冷战首先是从哪里开始的？康春林认为，“东西方在东欧问题上的剧烈冲突是冷战的主要起因”，由于东西方大国领导人“安全带”思想和“防疫带”思想的对立和冲突与东欧特殊的地理位置结合，必然使东欧成为冷战的焦点（注：康春林：《东西方在东欧问题上的冲突与冷战起因》，《世界历史》1990年第4期。）。潘光、 邓新格则指出，在战后初期，中东北部及其邻接地区虽然不是苏联与英美抗争的重点，却因其固有的战略价值及其他一些互相牵制的复杂因素而成了它们冲突的焦点和世界局势中的“热点”。就这一抗争发生的时间和发展的全过程来看，它最早显示出了此后数十年为人们所熟悉的那些“冷战”的典型特点。因此，美苏英三大国战后初期在中东北部及其邻接地区的抗争，实际上就是后来全面“冷战”的开端（注：潘光、邓新格：《战后初期苏美英三国在中东北部的抗争--兼论冷战的开端问题》，《西亚·非洲》198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