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作为冷战的一方已不复存在，冷战最终划上了句号。至此，人们开始把“冷战”真正作为“历史”来研究，关于冷战结束的时间、冷战造成的影响、后果和教训逐渐成为我国学者关注的论题。
    关于冷战结束的时间，国内外学者的看法颇不统一。我国学者目前大体有五种观点。1、认为1989年12 月美苏首脑马耳他会晤标志着冷战的结束。2、以1991年苏联质变与解体为标志， 战后持续四十多年的雅尔塔体制彻底瓦解，冷战最终结束。3、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 美苏冷战迅速走向终结。4、1990年11 月欧安会第二次首脑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冷战的结束。5、从80年代后半期起，冷战开始逐步消亡，到1991 年底苏联解体，冷战完全退出历史舞台。
    关于冷战的影响与后果，白建才从宏观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指出冷战如同两次世界大战一样，同样给人类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在政治上，无论是在苏联东欧还是美国，都导致了一系列破坏民主与法制的行为；在对外关系方面，苏美两国为争夺势力范围，肆意践踏国际法，干涉别国内政，甚至不惜大举用兵，导致世界不得安宁；冷战在人们的心理、文化等方面，也投下了巨大的阴影（注：白建才：《试论冷战的后果与教训》，《历史教学》1996年第9期。）。 张小明在《冷战及其遗产》中分析了冷战的四点影响：冷战造成的一些地区冲突至今还未能解决，继续影响着冷战后地区局势的发展；冷战所导致的大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还在危及着人类的安全；对政治家的行为造成“冷战思维”等重大影响。祝明、高鉴国则着重探讨了冷战对美国社会的影响，指出美国“统治阶级为冷战采取的对抗性措施，增强了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干预职能，加快了经济军事化和科学军事化的发展。”它使“美国总统在外交和军事方面的责任和立法权进一步扩大，总统办事机构和人员成倍增加”，使“联邦政府不断推出新的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方法，以使社会和经济关系发生变化或调整”，它推动了美国60年代的社会改革，“对美国公众舆论产生了复杂的影响”（注：祝明、高鉴国：《冷战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初探》，载《美国现代化历史经验》，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刘祖熙、杨华分析了冷战对东欧的深重影响，指出“冷战扭曲了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使东欧局势长期不稳，一再发生社会动乱的一个重要原因”（注：刘祖熙、杨华：《冷战对东欧的深重影响》，《世界知识》1990年第4期。）。
    关于冷战的教训，黄钟青着重从军备竞赛角度进行了分析，指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他们奉行的军备竞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注：黄钟青：《冷战的教训》，《外交学院学报》1991年第4期。）。 白建才在《试论冷战的后果与教训》中总结了冷战的教训：不同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国家应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基础上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不要企图将本国的制度强加于人，也不要输出革命，应尊重别国人民的选择，尊重历史的发展规律；不能以任何理由、任何借口，搞任何形式的扩张主义；任何国家都不应凭借自身的经济、军事优势搞霸权主义；各国都应致力于国内事务，努力解决好国内问题。张小明在《冷战及其遗产》中从另一角度总结了冷战的四点教训：不可低估意识形态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应当清醒认识核时代战争的毁灭性，把避免爆发世界大战和努力以政治方式解决国际冲突作为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大国处理相互间关系的基本行为准则之一；领导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沟通，是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处理好相互关系的一个重要条件；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解放生产力，大大增强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实力，稳步提高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
    三
    对冷战期间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的研究是冷战史研究最艰巨的任务。20年来我国学者也就此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取得丰硕成果。限于篇幅，本文仅介绍几次最重大事件的研究状况。
    1、关于两次柏林危机
    对两次柏林危机，张盛发进行了专题研究，认为“由于对德国和柏林问题的错误判断和对西方实力的错误估计，苏联采取了封锁柏林的措施，导致了（第一次）柏林危机的爆发”。这次危机使苏联遭到了失败，同时“进一步强化了‘冷战’局面，加快了未来欧洲两大军事集团形成的过程”，并“为斯大林的后任、生性鲁莽的赫鲁晓夫留下一个极其棘手的难题”（注：张盛发：《苏联与1948年柏林危机》，《上海师大学报》1992年第4期。）。1958年赫鲁晓夫再次挑起柏林危机， 既是为了巩固由斯大林建立起来的苏联“安全带”，又是建立同美国平起平坐大国地位的第一次尝试。“危机严重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抑制了50年代中期开始的有限‘缓和’，使冷战再趋激烈”。同时，从某种程度上讲，柏林危机成为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原因之一。张盛发还认为，柏林墙的修建并非如有些史学家认为的是使危机达到了高潮，“实际上柏林墙应该是危机落潮的标志”（注：张盛发：《赫鲁晓夫与1958-1961年柏林危机》，《上海师大学报》1993年第4期。）。 资中筠主编的《战后美国外交史》一书认为，“围绕柏林的封锁和反封锁斗争，实质上是美苏在中欧的一次力量和意志的较量”；“在此过程中双方都采取过边缘政策，但事实上都适可而止，避免了正面冲突”；“美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它“凭借雄厚的物力、暂时的原子弹垄断，以及‘杜鲁门主义’之后国内的反苏反共情绪，坚持了强硬政策，在这一回合中取得了胜利”。而“苏联方面虽然未能把西方赶出柏林，在此期间也基本上完成了建立东德政权的步骤”。对第二次柏林危机，该书也认为“无论是苏联还是美、英、法三国，都不准备在柏林问题上逐步升级，冒引起一场军事冲突的危机”，而柏林墙的修建标志着“柏林危机的结束”（注：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黄正柏指出，第一次柏林危机表明，“既要进行尖锐的斗争，又设法避免美苏紧张关系失控而导致迎面相撞，同时加紧控制中间地带，这成为美苏冷战中的一大特点”。第二次柏林危机的结局“再次表明了美苏在欧洲和德国问题上的斗争处于僵持状态，谁要单方面强行打破这种状态都是不可能的。谁也不敢和不愿冒战争风险去打破现状”（注：黄正柏：《美苏冷战霸史》，华中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