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历史的特色 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许多特色,为今日许多号称文明先进的国家所没有。钱穆先生指出:“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举其特点有三。一曰悠久。从黄帝传说以来约得四千六百余年,从《古竹书纪年》载夏以来,约得三千七百余年;二者无间断。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自鲁隐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可详。三者详密。此指史书体裁言。要别有三,一曰编年,二曰纪传,三曰纪事本末,其他不胜备举。”(注:见《国史大纲·引论》页1,台湾商务印书馆印行。) 钱氏之论,言简意赅,我们还可以做以下的申论。就时间悠久而无间断而言,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但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古代的埃及、巴比伦和印度等文明古国,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注:今日的埃及和两河流域(巴比伦约当今日的伊拉克)已是回教世界,和古埃及和巴比伦文明和民族,都不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历史则数千年来,虽有朝代的变革,但前一朝代的历史为后一朝代所继承(注:例如辽、金、元三朝在当时被汉人视为外族政权,但三朝的历史皆列为正史,纳入廿十四史之中。),所以历史和文化连续一贯,未曾间断。中间虽有“异民族”和域外文化的进入,但都与主流文化融和而成为新血轮,最近考古发掘证明,中国历史之悠久,远超过了文献的记载,例如西安半坡和河南裴李岗新石器时代文化,远超过了传说中的黄帝时代。(注:西安半坡距今约六千余年,裴李岗距今约八千余年。) 中国历史的另一大特色,便是史学发达,史籍丰富。远在殷商时代,即已有史官的设置,《尚书·多士篇》说:“惟殷人有册有典”,可见当时已保存了丰富的史料。近代甲骨文的出土,证明了文献记载的可信。殷商以后,历代以来除了史官负责记录当代的历史外,史学名家辈出,自西汉伟大史家司马迁首创“纪传体”后,这种体例为班固《汉书》所采用,成为此后专记一个朝代的“断代史”通用体例。其他史书的体裁有编年体、纪事本末体,也有专记典章制度的文化史,历代累积的史籍之多,可谓汗牛充栋,光是一部二十五史,就有令人“不知从何说起”之叹!中国史籍之丰富为今日并世各国所不及。梁启超说:“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页9 ,台湾中华书局印行,民国五十年台三版。),并非自夸之词。 中国古代的史官和历史学家,除了记录历史和著作史书以外,更具有正直的性格与批判的精神,所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注:文天祥《正气歌》句。董狐之笔,尤为后代史家所称道。春秋时代晋国的赵穿把晋灵公杀掉,晋太史董狐写道:“赵盾弑其君”。赵盾为此甚感慌恐而加以辩驳,董狐回答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返)不讨贼,非子而谁?”因为晋灵公的被杀,表面上是由赵穿下手,实则赵盾隐藏在背后而不肯露面,董狐看得清楚,所以直书“赵盾弑其君”,孔子认为这是“书法不隐”。参李宗侗《史学概要》第一章,正中书局,民国六十六年台五版。)这是中国历史独具的特色,为世界各国所未有。 二 历史的功用与历史认同 历史是否有用,在现代某些人的心目中似乎受到了怀疑,但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功用是被肯定的,从文献中可以看出,历史具有“垂训鉴戒”的功用。例如《诗经·大雅·荡篇》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尚书·召诰》云:“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西汉贾谊说“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注:贾谊:《过秦论》,引“野谚曰”,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太史公曰》),唐太宗的名言:“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注:《旧唐书·魏征传》。)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近代学者,则深切了解,历史具有发扬民族精神,培养爱国情操之功用。“若一民族对其以往历史了无所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份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有奋斗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世之力量。”“故欲知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以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这是钱穆先生语重心长之言。(注:钱穆:《国史大纲·引论》,页2-3。台湾商务印书馆。) 除了上述以外, 历史显然有保留“集体记忆”(Collectivememory)及逻辑思维训练的功用。古今中外学者对于历史的功用,所论甚多,有关这方面的名言名句实不须逐一列举。我们需要注意的应是历史知识的性质与其他学科有何不同。 现代许多人质问学习历史有什么用?系是对历史知识的性质不够了解之故。笔者曾经指出,就中学的历史学科而言,它的性质至少具有以下三项特征(注:王仲孚:《国中历史科的性质与历史教学的基础知识》,《历史教育论集》,页228-232,商鼎文化出版社,1997年6 月。): 1.历史是民族精神教育的学科:清人龚自珍说:“灭人之国者,必先去其史。”(注:龚自珍:《古史钩沈论》,《定盦续集》卷二,四部丛刊初编集。)历史学科与民族精神教育的关系,是不须多言的。有关民族精神教育的重要性,时人论者已多,但在实施上,我们必须从历史教学中让学生了解中华民族奋斗的过程、文化上光荣的成就,近代中国的忧患和挫折,以及当今应有的努力。这样,民族精神才能落实,以往中学的历史教学即特别强调这一点(注:例如民国七十二年“教育部”颁布的《国民中学课程标准》总目标第一条为:“陶冶民族意识、爱国情操、以及互助合作、服务社会的精神。”当然需要藉助历史科来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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