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历史是文化陶冶的科目：西方学者指出：“人类是文化的动物”。作为一个现代的国民，除了具备世界的眼光和胸怀以外，更要具有中华文化的气质。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以儒家思想为中心，诸如忠恕仁爱之道、四维八德的精神，都需要透过学习历史加以陶冶，使历史知识内化成人格的特质。
    3.历史教学具有公民教育的性质：培养健全的公民，应为世界各国教育的重要目标。我们常说教育为百年大计，那么健全的公民教育不啻是实现此百年大计的总目标（注：王仲孚：《历史教学在公民教育中的运用》，《历史教育论文集》，页1-13，商鼎文化出版社。）。 各国的公民教育具有历史背景与文化差异，一个国家的公民教育必须在本国传统、民族文化和立国精神的基础上实施，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注：陈光辉：《公民教育的意义、内涵、目标与沿革》，《明日的公民教育》，载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学术研究委员会主编，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印行，民国七十二年。）。公民教育既不能从国外移植，所以必须在本国的历史文化基础上生根，历史教学和公民教育的密切关系，也就可以想见了。
    历史科的性质既如上述，所以各级学校实施历史教育，显然是属于国家的责任。这与语文、数理、或技艺科目，在性质上也就迥然不同。历史的认知是没有办法做到像数理或技能科目一般，超然于国家民族的界线之外的，也无法完全摆脱民族文化的传统而不顾。要而言之，它是有主观性、有立场的一门学科。因为历史不是技艺或实用的学科，我们如以“实用”要求它，质问历史有什么“用”，这个“用”似指现实生活中立即的“应用”，当然是错误的。
    根据学者分析，“历史”这一概念有如下三种说法：
    一、泛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史和人类社会史。
    二、狭义的历史指人类社会史，只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阐述历史发展的过程，用历史知识和历史经验提高人们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水平。它坚持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并随历史的发展而不断趋向完善。
    三、习惯上对历史的记载和阐述也称历史。如正史、野史、政治制度史、经济史、思想史、宗教史和文化史等（注：赵恒烈：《历史思维能力研究》，页224，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1998年3月一版。）。
    就“历史的记载和阐述”而言，著者是避免不了主观的立场的。例如以三国的历史来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魏为正统，对于诸葛亮北伐之事则记载为“诸葛亮寇边”。但是南宋朱子的《通鉴纲目》因以蜀汉为正统，所以对诸葛亮北伐这同样一件事，则记载为“丞相讨贼”。同样的历史事件，出现完全不同的记载，并不是著者任意歪曲历史的真相，而实是由于立场不同的缘故（注：刘备、诸葛亮在四川的政权，当时系以“汉”自居，北伐的目的在“讨贼兴汉”，蜀或蜀汉系后人所称。）。
    历史的记载和阐述固然应力求客观，但同一史事，涉及两国之间的关系，则立即出现不同的表达方面，这便是由于有国家立场之故。
    例如我国历史教科书里，记载隋炀帝、唐太宗征伐高丽，但在韩国历史教科书上则称之为“侵略”。“征伐”与“侵略”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词汇，却是一件史事。而原本同一件史事，其所以出现截然相反的写法，显然是出于国家的立场不同。又如唐高宗伐百济，日本天智天皇派兵援助，被唐将刘仁轨打败，这就是历史上的白江口之役。中国史书描述这次战役称“焚倭船四百余艘，烟焰滔天，海水皆赤”（注：见《新唐书·刘仁轨传》。），这事在日本的古史中也有记载，但只记载“官军败绩”四个字。现在的日本历史教科书，虽然提到了白江口之役的失败，却不提刘仁轨的名字，更不会描述这次战役惨败的情形，这就是国别差异的缘故。所以说历史学科与自然学科或技能学科之不同是十分明显的。
    更重要的是，历史知识不仅是客观的记载，对于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更有认同的差异，以上述隋唐时代的历史而言，韩国人、日本人所知也许不比中国人为少，但是他们会认为这不是“我们的”历史，而是“他们的”“中国人的”历史。韩国从前有一位史家叫朴趾源，他写了一部《热河日记》，记载唐太宗征伐高丽时，打到了辽东的安市，高丽守城的将军姓名不详，称“安市城主”。唐太宗在安市受阻，有一天在城下被“安市城主”射瞎一双眼睛，才退兵而回。这件事情我国的史书如《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等，都没有记载，我国历史学者也很少有人去考证此事，即使大学历史系的学生，恐怕也不知道有这个故事。但韩国的学生就不同了，他们不但都能知道此事，而且上课讲到这个地方，会觉得很高兴（注：王仲孚：《国中历史科的性质与历史教学的基础知识》，《历史教育论集》，页230-231。）。这种高兴的表现，是基于历史认同的情感，所以“历史认同”在维系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凝聚力时，会产生极大的作用。但是，这种“历史认同”，实以“集体记忆”或“共同记忆”为基础，一旦记忆消失，“历史认同”也就会随之改变，爱国情操、民族精神也就会随之消失或改变，清人龚自珍指出“灭人之国，先去其史”（注：龚自珍：《古史钩沈论》，《定盦续集》卷二，四部丛刊初编集。）其道理也就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