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就如同一道江河的过程，河流越大，荟萃的支流也越多，中国民族的情形正是如此，它在悠久历史的融合过程中，不断地加入了新的成分，吸收了新的血液。例如春秋时代的蛮夷戎狄、魏晋时代的“五胡”、宋元时代的契丹、女真、蒙古等，即是明显的例子。今日我们习用的“中华民族”一词，固然以汉族为骨干，但也已成为各族的共名。梁启超指出“故凡满州人，今皆中华民族之一员。”（注：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研究》一文指出，“中华民族”通常是指汉族，但也包括中国各民族。他说：“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见《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一，及台湾中华书局印行之单行本。）
    “中华民族”发展的过程有物质的基础，亦有经济的基础，孙中山先生在《民族主义》第一讲里说：“民族是由自然力造成的，……自然力便是王道，用王道造成的团体便是民族。”芮逸夫先生指出：一个民族的构成，体质的、语言的及文化的吸引混合，虽是重要因素，但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最重要的因素乃是“愿意合在一起”（注：芮逸夫：《中国民族的构成》，《中国民族及其文化论稿》上册，页69，国立台湾大学人类学系出版。）。费孝通先生认为导致民族融和的具体条件，主要是出于社会和经济的需要，“如果要找一个汉族凝聚力的来源，我认为汉族的农业经济是一个主要因素。（注：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页31，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也有人把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作“树状结构”的比拟，其中“树状结构中的树干”有五：一是构成中华民族的56个民族；二是传统农业文明及各族间由来已久的经济文化交流；三是方块汉字、汉语及各族语言文字；四是凝聚中华民族的共同称谓：中国、中华、中国民族；五是凝聚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认同，是对中华民族国土、祖先、语言文字、称谓、历史、文化与认同的心理反应。它对凝聚中华民族的问题上具有异常的作用（注：中国民族史学会编：《中国民族史学会第四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
    这些看法固然都不失为高明见解，但我认为过去不曾为人注意而须特别指出的是：“历史的认同”对于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具有异常的作用”。春秋时代的“诸夏意识”为先秦时代凝聚华夏民族的精神基础（注：王仲孚：《试论春秋时代的诸夏意识》，《中央研究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民国七十八年六月，收入《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五南图书出版公司，民国八十五年十二月。），其时历史的认同并不十分强烈，战国秦汉时代，中国历史系统逐渐形成，这一系统的主干就是：伏羲、神农、黄帝、帝嚳、唐（尧）、虞（舜）、夏、商、周（注：王仲孚：《试论中国古史传统的形成与破坏》，《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页1-36，五南图书出版社公司，民国八十五年。）。此后， 凡是被融合为中华民族的少数民族或边疆民族，他们除了接受了汉式生活方式之外，便是在精神上认同了这个历史系统，而自认为这一历史系统是“我们的”历史，例如魏晋南北朝时代，胡族建国的国名有采取夏与周的，而北魏的拓拔氏自认为是黄帝的后裔，宇文氏则自认为是神农氏的后裔（注：《魏书·序纪》以鲜卑族为黄帝少子昌意之后，“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又云：“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拔，故以为氏。”《周书·文帝纪》称：“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讳泰，字黑獭，代武川人也。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今日的汉族，则大都自认为是“炎黄子孙”或“黄帝子孙”，四川北部的羌族，则坚定地认为自己是大禹的后代（注：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页350-353，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民国八十六年。）。这是一种从历史意识中所产生的历史认同之表现，实则在中华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少数民族变成了汉人，汉人变成了少数民族的事例极多（注：贾敬颜：《历史上少数民族中的‘汉人成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页159-177，北京，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历史认同应为民族认同的精神基础。
    四 结语
    民族的构成要素有物质的基础和精神的基础，前者如体质、经济生活，后者如语言、风俗和宗教信仰等皆是，像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民族，其精神基础的深层结构，应是“历史的认同”，关于这一点似乎被以往中外学者所忽略。
    中国自古以来有敬天尊祖的文化传统，中国人的宗教意识较为淡薄，所以“历史认同”对于维系民族的凝聚力，其作用远大于以上所列的诸要素。从世界史的观点来看，体质相同、经济生活相同者，未必即能凝聚成一个民族而不分散，语言相同、生活习俗相同、宗教相同的民族，走上分裂之途者也不乏其例。
    “历史认同”的先决条件是保留“历史记忆”，一个失忆的民族，也就无从产生历史认同。所以保留历史记忆应是近代国家各级学校中设置历史课程的主要目标之一。但是保留“历史记忆”必须通过一种历史意识，认为“这是我们的历史”或是“这是他们的历史”，才能产生“历史认同”，有了“历史认同”才能产生“民族认同”或“国家认同”，所以中国古代学者有“国有可、史不可亡”的警语。历史失忆必会产生“数典忘祖”、“认贼作父”的结果而不自知，“历史认同”发生错乱，必然会产生对民族或国家的疏离感，逐渐地也就不认为是这个民族的一份子了，可见“历史认同”之于“民族认同”具有何等重要的地位。两年前在国民中学一年级实施“认识台湾”新课程，结果使人担心青少年的“历史认同”发生错乱，最近一年来，台湾又在草拟九年一贯课程，欲以社会科“合科”的名义，将历史、地理等学科消失于国民教育之中，并拟于2001年付诸实施。如果实现，则势将造成下一世纪台湾的青少年历史失忆的现象，一旦“历史失忆”，自然就不会对中国历史认同，当然也就不会对中华民族认同了。作为“团结自强”的研讨会，这是一个值得严肃面对的问题。